隱喻世界的來訪者
 |
|
整合
——三足烏文叢總序
劉錫誠
不同世界觀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中，都曾有人表達過這樣一種非常接近的思想：世界上任何一個現代民族中，都存在著兩種文化。如果採用一種簡化的公式來表達，我想，可以概括為：一種是上層文化，一種是下層文化。這兩種文化是同源而異流的，即源於
本土的原始文化，在人類社會一定階段出現了分工，出現了被稱為“勞心者”的思想家後，便逐漸創建了上層文化；而處於社會底層的廣大社會成員——民眾，則以傳承的方式承襲著和發展著本土的原始文化。這兩種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傳統，對我們現代人來說，兩者都是傳統文化，但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相滲透。
具體說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大體也是如此，一種是上層文化，一種是下層文化。雖然經歷過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兩次大的文化轉型，儒、道、法各派在互相排拒和互相吸收中大大地推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但到了清末，大抵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上層文化，已僵化到了嚴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束縛自由思想和扼殺創新意識的地步。l840年以後，在西方文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影響下，一批代表維新思潮的思想家，開始反思中國文化的局限性，湧起了一個“西學東漸”的浪潮，政治上的改良主義於是也大行其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批革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背叛了養育過他們的上層文化，從舊營壘中衝殺出來，他們的旗幟上寫的是：反對舊禮教，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學，提倡白話文。同時，他們當中有的人執著于傅鑒西方．文化，有的人則熱衷於提倡民問文化。民間文化就是下層文化。民間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我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昭示的，實際上是以民主和科學來整合中國的上層文化與下層(民間)文化，推動中國文化的科學化和現代化。
魯迅說：民間文化的特點是“剛健清新”。“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門外文談》七)“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僵石，他們就又去取一樣，又來慢慢的絞死它。譬如楚辭罷，離騷雖有方言，倒不難懂，到了楊雄，就特地‘古奧’，令人莫名其妙，這就離斷氣不遠矣。詞曲之始，也都文從字順，並不艱難，到後來，可就難讀
了。”(《致姚克信》l934年2月20日)文學如此，文化莫不如此。當一種文化到了快要僵死的時候，攝取民間文化或外國文化而獲得一個新的轉變，
也是符合文化發展的規律的。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五四”先鋒們開啟的中國文化整合方向，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承繼。雖經幾代人的呼籲和努力，下層文化也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拯救和認同，但應當坦率地承認，進展並不都是很順利的，道路也不是筆直的；即使有一些人在做，也往往是孤立無援，得不到社會重視甚至承認的。近鄰印度人的《摩珂婆羅多》的出版儀式，曾列為當年國會的大事；芬蘭人的《卡列瓦拉》的編纂成書，曾被尊為民族獨立的象徵。在我們，《格薩爾王傳》何曾得到過這樣的榮耀?恐怕連許多文化史家、文學史家也是沒有接觸過的。近五十年來考古學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上古文化史，使中國文化起源的“多元論”成為不爭的結論。但考察中國文化研究界，似乎並沒有從考古學的發現中得到多少啟發，仍在固守著先祖們的家業。遠的說，漢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是融合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結果；近的說，中國由於多民族的構成，其文化(有的民族也有上層與下層之分)，也是多元一體的文化。而下層文化的發展，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層文化的影響，民族之間也曾不止一次地發生過或強或弱的文化(包括外來文化)交融，不論發生怎樣的影響和變化，從總體來說，下層(民間)文化雖然有某些惰性，但它從來是生生不息、富有活力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其較為獨立的品格和體系。多少民俗學家和文化人類家的調查，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拋開或忽略下層文化，
特別是多民族的下層文化及其交流與融合，忽略中國傳統文化的整合，去談論和研究中國文化史，越來越顯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
對下層(民問)文化搜集和研究的薄弱或缺席，所導致的，不僅是現階段文化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與“五四”時代比較起來，在指導思想上甚至還呈現了某種倒退的趨勢。這無疑是應引起重視的。
在世界四大文明占國中，中華文化是惟一沒有斷流的文化。而一個悠久穩定而不斷創新的文化傳統，則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凝聚力和不斷前進的內驅力。“五四”運動舉起的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在21世紀，仍然是我們傳統文化整合與研究的圭臬。
我們編輯這套文叢的目的，正在於促進對搜集和研究下層(民間)文化上，給予更多的注意。流布于民間的下層文化，對於我們當世的知識界來說，知者甚少，而未知者則甚眾。而
要以民主與科學為指針整合中華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文獻資料和書齋研究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首當其衝的還是要深入到民間去，深入到下層民眾中去，去採集，去觀察，去調查，去研究。這就急需吸取新興的人文學科如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田野調查和參與觀察的方法。
1994年筆者為學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民俗文叢》(20冊)所寫的序言中所提出的“實證”的方法，仍然沒有失去其價值。我們歡迎更多的朋友，義無反顧地加入到這項事業中來。為此，才有了這套《三足烏文叢》的編輯與出世。
參加文叢的作者，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切入的角度和掌握的資料也不盡一樣，每本著作的風格肯定是各不相類的，但我們的共識是：
一、盡可能遵循實證的原則，從豐富的材料(特別是田野資料)中推衍出應有的結論，切忌流於當前風靡著作界的空論玄學。
二、行文要明白暢順、深入淺出，儘量避免詰屈聱牙、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故做艱深的文風，以便能沒有障礙地與讀者交流。
三、配有一定數量的照片或圖畫。對於某些學科來說，文字的敍述有時不能代替圖畫的展示，前人或實景的圖畫(最佳是老照片)，能起到文字無法起到的實證效果。
下面的這段話作為《三足烏文叢》的“出版獻辭”。
“三足烏”是中國神話中的太陽鳥。化身于光明，象徵著生命。
王充《論衡．說日》日：“日中有三足烏。”《淮南子》日：“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留下的一烏系三足，傳為日精，或駕日車者，為中國先民所崇拜。
民間文化源遠流長，代代相承，如“日精”之生生不息，“日車”之滾滾向前。民間文化與上層文化，共同構成中華文化的博大與精深。
本“文叢”名為“三足烏文叢”，正是取意於此。願三足烏駕太陽
之車，永向光明。
2000年12月10日於北京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