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魏晉游仙詩的淵源変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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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道教，作为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宗教，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是被人看不起的。在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传入中国以后的近百年里，也一直鲜有机会进入学术研究家们的视野。即使进入了，一些学问家也不过是将道教视作中国人迷信、巫术的陋俗的代表。
近二十年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令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巨大发展。道教研究在这个学术浪潮中，也有了飞速的进步。笔者亲身经历了这二十年进步的全过程。
道教的研究，从全面而宏观的涉猎，到细致而深入的断代研究、人物研究、分类研究和系统研究，已经创建了二十多个门类。
道教研究的方法也从采用传统的思想史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而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甚至结构系统的方法，等等。
一批批国外的道教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了国内，一个个海外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被请到国内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访问讲学。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学术界人士的努力，道教研究才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令世界学术界刮目相看，感到震惊。而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出现了一批道教研究的专门人才，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中国自己培养的研究道教的硕上和博士。
硕士和博士的出现，从学生的角度而言，无非是多听几年课，多读几年书，多写几篇论文而已。然而从学科的设置而言，那就不同了。因为，它表明中国道教研究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可以设置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水平。道教本身确实具有丰富的内容，可以供给一代代研究者们不断地努力开掘和研究发现，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正因为如此，硕士和博士们多读几年书就不会是白读的，他们的论著正在不断地加深着人们对于道教的认识，对于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认识，并且不断推进着道教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深化。
从目前已经完成的许多博士论文来看，当代博士生的论文明显地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思想解放。 当代的博士生和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不同。我们这些人，出生在五十年代以前，成长在五十年代以后，因此，思想上框框很多。我们既有儒家传统思想的包袱，又有近五十年“左”的思想潮流的影响。可是，当代的博士生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实事求是”四个字贯串在他们的血脉之中。 因此，他们的论著对于道教乃至于宗教都持有一种正确的理解的态度。他们再也不纠缠在唯心和唯物的划分、革命和反动的定位等问题上。他们敢于提出问题，大胆研究问题和回答问题，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理论勇气。
第二，视野开阔。博士生的视野开阔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指研究方法的视野开阔，许多论著都已经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局限，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二是指研究资讯的视野开阔，许多博士生都熟练英语和日语，能够掌握国际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并且融会在自己的研究中；三是指研究范围的视野开阔，许多博士论著研究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道教的仪式、法术、内丹、外丹、养生以及道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等诸多领域。也正是这样开阔的视野，使得博士论文的质量令人重视。
第三，联系实际。人们也不要用功利的态度来认识联系实际，以为只有应用性研究或者对策研究才是联系实际的。其实，许多基础性的研究也同现实和未来的实践紧密相连的。一些论著虽然探讨的是历史，却对于引导道教的健康发展不无裨益。一些论著虽然只是考证一个派别的经典，或者只是一部经籍，但是对于澄清道教史上若干关键问题，乃至于指导当今道教新创经籍都是有意义的。因此，联系实际更应该是人们如何利用这些研究成果的问题。
近十余年中，各个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培养的道教学博士生很不少，他们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有不少。其中，有的问世了，有的则一直没有出版的机会。所以如此，原因也很复杂，也不能全部责怪出版机构，因为，即使是欧美和日本的博士生也不是人人的论著都能得以出版的。正如博士学位的获得，只是一个入学术水平的一个台阶而已。博士论著的质量也并非件件尽如人意的。
蓬瀛仙馆的道教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安排出版一个博士论文系列，就是要挑选一些博士论著，给它们以出版问世的机会。选择出版的标准，按照道教研究的前辈、尊敬的卿希泰教授的要求，就是：(1)对前沿性问题做出创造性研究的；(2)有新的重大突破的；(3)对学科建设有新的开拓的。根据这样的要求，本丛书的博士论著系列的每本书，应该对于道教研究的发展以及对道教文化的弘扬都是有益的。
道教研究的博士论著，因为是站在道教外的立场上做的研究工作，其结论可能与道门同仁的观点有所不同。对于这类观点的差异，我们的态度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我们相信，只要是科学而客观地研究道教的著述，其结论总是有利于道教的健康发展的。蓬瀛仙馆道教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收录这些博士著述的时候，并不要求对著述做违背作者本意的修改，当然也并不表示丛书编辑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些著述中的所有内容。
蓬瀛仙馆从事这样高水平的然而又是有意义的出版工作，还是第一次。我们热忱希望国内外的道教研究专家们向我们推荐优秀的博士论著，供给本系列编委会选择出版。我们期望，蓬瀛仙馆所做的一切，会有利于道教研究的进一步广泛而深入，会有利于道教研究人才的迅速而健康的成长，会对于新世纪中国道教的振兴和发展作出有力的贡献。
陈耀庭
序 二
竭泽而渔集大成 取精用宏创新论
游仙诗表现了中国人的神仙思想观念及其审美情趣，同时也是道教文学艺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张宏博士的《秦汉魏晋游仙诗的渊源流变论略》是一部专门研究游仙诗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的论著，对秦汉魏晋游仙诗的历史发展脉络、主要创作旨趣和艺术表现方式作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他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在其硕士论著《道骨仙风》(华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心血结晶。全书材料之搜罗宏富，考辨之周详精辟，赏析之切中肯綮，语言之精练晓畅，堪称是关于我国早期游仙诗研究的集大成著述!也是有关古代道教文学艺术研究的难得佳作!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感想：
一是论文选题具有时代特色和社会意义。由于历史和社会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与道教有关的文化和文学艺术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恰当地评价，甚而至于有不少误解和偏见。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也就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成为令研究者们驻足生畏的薄弱领域乃至禁区。 因此，张宏博士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选择游仙诗作为自己的硕士和博士研究学位论文，是需要大胆开拓创新的锐气和魄力，以及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底作后盾的，否则是难以驾御和完成这项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北京大学是我国的最高学府，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重镇。 因此，张宏博士在北大潜心研究六载而撰就的关于游仙诗的博士论著，就表明在学术文化昌明的今天，有关道教文学艺术的研究已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国最高学府的大雅之堂和象牙之塔。这是这本博士论文特别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时代
二是研究成果颇具创新意义。作者从大量纷繁复杂的创作现象中梳理勾勒出了游仙诗的历史发展脉络，并从求仙思想的缘起、游仙与老庄哲学的关系、游仙与楚辞的浪漫精神三个方面，对形成的渊源作了探讨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宏观归纳出游仙诗的三个主要创作旨趣及其渊源流变，这就使全书的研究具有了系统性、宏观性和历史感，堪称是一本完整的有关游仙诗产生和发展历史的研究著述，从而在游仙诗的专题研究方面从整体上取得7突破性的推进。
而论著在具体的阐述中就更是新意不断，新论迭出，在游仙诗乃至道教文学的研究史上占据了很多的第一，填补了很多的空白点，澄清了很多的盲点。如作者通过深入地挖掘、爬梳整理汉武帝重用神仙方士、制定郊祀之礼的活动过程，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郊祀歌十九章》表现的“逝昆仑”、“登蓬莱”、“延寿命，永未央”的游仙长生旨趣，同时结合汉代社会生活中弥漫的神仙思想氛围，探讨了汉乐府游仙诗在表现世俗生活中的游仙情趣方面的多彩画卷，从而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指出神仙思想在我们民族的社会生活、人生观念和民情风俗中的重要地位及深远影响是在有汉一代奠定的。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在游仙诗创作研究史上，而且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的研究上也都具有重要意义，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方面拓展了这些学科研究的视野和范围。这些研究成果可圈可点，深具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国学鸿儒的充分肯定和推许赞誉。
而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从宗教和道教诗歌艺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本书的研究成果就更加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 由于神仙思想的产生涉及到原始宗教、巫术和神话、哲学等众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描写和表现神仙思想的游仙诗就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宗教色彩的神秘性。而且东汉后，神仙思想和观念主要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吸收和弘扬，使得长生成仙的追求成为道教的终极目标。 因此，游仙诗的创作就更多地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其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打上了道教的烙印，浸染上了神秘的色彩和特点。这是这类诗歌研究的难点和焦点所在。过去的研究多采取尽量回避或者轻描淡写的手法而有意忽略或者遮掩，最多也只是点到为止，一笔带过。而张宏博士却是知难而上，毫不畏缩，着重对游仙诗在内容和艺术表现境界上的神秘性及其艺术特征作了大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研究，成为全书最具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研究特色和成果之一，充分表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开拓胆识和驾御魄力!
如被誉为“后世游仙之祖”的《楚辞•远游》，其表现的遁世游仙的神秘宗教境界，历来少有人论及。而作者在该书第六章对此作了重点分析和阐述。他结合战国晚期昆仑神话广泛传播、东方滨海地区蓬莱仙话蓬勃发展的阶段和《史记•封禅书》所载齐国方士、燕国“方仙道”等的活动背景，分析指出《远游》第一次融合神仙方士的神秘巫术和齐国稷下道家黄老学说，详尽地铺叙了修炼得道成仙的历程，第一次表现了一个“至清”、“泰初”世界一一神秘莫测的宗教幻境(“道”的境界)。作者阐述这个无天无地的原始“时空”，象征着一个精神获得超逸解脱的方外虚无世界，指出这是融合了神仙思想的神秘莫测和老庄之道的玄远深奥，使《远游》在超人间幻想性上，开拓出一个宗教性质的神秘艺术境界，从而开辟和奠定了后代游仙之作的想象力空间。这些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崭新之论。再如第八章从宗教体验和艺术灵感的角度，重点分析了《郊祀歌》在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神秘境界，以及歌咏祥瑞灵物上的艺术特色，这都是作者在前人语焉不详的禁区所作的大胆而深入的突破性研究。再如对东晋著名诗人郭璞游仙诗的研究已经很多了，而作者抓住他作为方士化文人和博物学者的特点，指出他是晋代神仙秘笈学术文化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的一类游仙诗，便是从《山海经》、《列仙传》等奇书异传中获得浪漫神奇的才情诗意和生花妙笔，表了浓厚的“列仙之趣”，并博得了“五色笔”的美名，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的玄言诗风中可谓独树一帜。这就开掘出了郭璞游仙诗创作研究中被前人忽略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张宏博士在综合研究郭璞的《游仙诗十九首》、庾阐13首游仙诗残篇和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基础上，指出晋代盛行的神仙秘笈学术文化思潮，使得这些诗人创作出一类表现自己阅读神仙秘笈时的神秘幻想的游仙诗，并创造了游仙组诗的表现形式。这也是首次揭示出游仙诗史上的这一创作现象及其社会文化背景，发前人所未发，开拓了游仙诗研究的新路向。而首次对道教中人杨羲的80多首道教游仙诗做专章专题研究，指出杨羲创作了大量表现修炼内丹、外丹等各种奉道活动的游仙诗，使游仙诗变成了修道诗，开启了南北朝至唐代游仙诗道教化的转关，游仙诗中的龙虎之气从此弥漫开来。这些研究更是全书的亮点，成为道教诗歌艺术研究方面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
三是语言精练晓畅，生动有趣。虽是学术论文，却没有一般高头讲章的晦涩难懂和枯燥乏味，而是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一点对一部严谨高深的学术论著来说，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书中很多篇章是优美动人的赏析杰作，跳动着活跃的审美因子，读来琅琅上口，兴味盎然，很具感发力和艺术美感，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高超的文字技巧，相信广大的普通民众能接受，会喜爱。
总之，品尝张宏博士的这些生动活泼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作为一种渗透到老百姓生活方式的信仰文化形态，道教及其文化不仅构成国人神仙信仰的主体，同时也是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和文化乳汁。这就是为什么游仙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一朵奇葩，在其空灵神奇的艺术境界里，激荡着先民探索宇宙奥秘、渴望克服生命局限的浪漫雄心和激情，高扬着追求理想人格、升华人生境界的思想旨趣和生命风采的奥秘所在!这也是游仙诗成为千古以来人们涵泳吟唱，抒发性灵，与道翱翔，澡雪精神，提升境界的文学艺术载体的奥妙所在! 因此，在张宏博士的大作出版之际，我谨作此序，以表祝贺，希望与更多的读者朋友一道分享这些丰硕成果，臻至人生的极乐境界!
李宏之(香港蓬瀛仙馆理事长)
2008年8月8日
谨识于香港蓬瀛仙馆
序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关于诗歌发展外因的探索。研究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宗教、学术、民俗等各种角度，将影响诗歌发展的种种因素发掘出来。这是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一百年来古代诗歌研究所走的一条重要路径。而且这条路越走越宽，从开始时简单地引证史料，粗略地列举历史现象和诗歌文本对应，到逐渐深入地钻研史料，从文学研究的独特角度，对人们常见的历史现象重新审视，找到能够切实地揭示诗歌发展规律的客观原因。这一研究的趋勢从总体来看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就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的研究而言，可以说，各种角度几乎都已经被注意到了，而且也都作了深度不同的开掘。所以近几年来，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开始出现一种总结性的趋势：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片段的零散的成果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讨论某一种历史现象与文学的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清理过程，在辨析和吸取已有成果的同时，发现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 因而是一种较常见的博士论文选题的路子。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被学者们所乐意选用。
但是，近来在这种大规模的外因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倾向：即考虑诗歌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时不是首先从诗歌文本出发，而是从相关学科出发，先主观地设定某一种可能和诗歌有关的研究角度，然后把力气都用在对这种外围因素的研究上。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对某一方面的历史问题钻研得比较深透，从而开出某方面的专学，研究者也不为文史的界线所限，可以成为通才。缺陷是不易切实地有针对性地发现和解决诗歌文本中潜藏的深层问题。有时外因与文本扣得不紧，可以用来说明彼此直接有关的文本例子不多，造成外因和文本研究的比重失衡，打个比方，好像一顶大帽子扣在一个小脑袋上，显得不相称；此外，探讨外因对文本的影响时，牵强附会、硬把远因说成近园的情况也在所难免。从近年来阅读过的一些博士论文来看，似乎最难处理好这二者关系的是宗教和职官的角度。有的研究者或者因为对研究的相关学科不熟悉而出现知识性硬伤，有的研究者则过分沉溺于该相关学科而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理性地分析外因与文本的关系。更不必说相关学科的专家是否承认这种外行的研究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外因研究，只是想根据目前出现的这种趋势，探讨一下外因研究怎样做，才不致于走向外围性研究越做越繁、而解决文本问题越来越少的极端。我主张外因研究和文本的关系应当正过来。即从文本研究的需要出发，到外围的历史现象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样才可能以文学研究为本，切实地解决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做得深入，甚至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发现某些相关学科的专家所不曾注意的盲点，或对某种历史现象作出富有新意的解释。这也是外围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张宏君的博士论文《秦汉魏晋游仙诗的渊源流变论略》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游仙诗是一种题材，做题材研究比较容易使外因和文本紧密结合，但并非所有的题材研究都能如此。我认为本文做得比较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游仙这一题材在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前人虽然有一些相关成果，但是缺乏对于秦汉魏晋这一较长时段的系统研究，因此选择这一课题可以从游仙的角度找到解释这类诗歌的不少空白点。游仙虽然与道教密切有关，但本文并不是先从研究道教的产生发展着眼，而是追溯到神仙思想的起源、从老庄思想、楚辞的传统、天文星象、方士文化、道教影响等各种角度去探讨诗歌文本中反映出来的有关问题，使全文的外围研究没有一处落空，都能切实地针对当时或者后来的游仙诗里种种需要解释的现象。这种视野就比单纯研究道教的影响更开阔、也更灵活自由，避免了局限在自己预先设定的道教框架中，无论与文学有关无关都要关注的被动局面。
其次，本文找到了贯穿于游仙诗的主题思想和表现方式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能从这些问题出发去寻找解释的答案，而不是脱离文本面面俱到地阐述神仙道教的发展过程。例如追求生命水恒是游仙诗的一个基本主题，本文从甲骨文和金文中关于“老”、“考”等字义的辨析开始，列举了《史记》、《山海经》、墓壁画、石刻画像等各种原始材料，探索从先秦到魏晋“不死”的梦想逐渐演变的过程、蓬莱仙境的产生、最早的神仙方术“方仙道”对于灵魂升天观念的影响、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和乱世生命哲学、以及庄子的方外之游和真人境界对于养神炼气及游仙游玄的直接影响。这就较为丰满地阐明了求“仙”与长生的关系。又如纵观瀛海九州、描写天界星象也是魏晋到唐代游仙诗中常见的境界，本文从先秦时对星座的认识、战国时邹衍创立的“大小九州”说、《天问》中对星象的探问，考察到汉乐府中对于星象的拟人化描绘，揭示了上古天文星象学与游仙幻境的关系，使汉乐府、魏晋诗赋中的不少作品如《艳歌》、《陇西行》、《思玄赋》、《长夜谣》、《云中自子高行》等作品得到更透彻的解释，并且启发我们想到李白、李贺诗里的类似境界，为这类作品的艺术想象找到了渊源。又如否定现实、超越现实、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也是游仙诗的重要哲理内涵。本文以庄子思想为重点，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他在这方面对后世游仙诗的影响，我认为是抓住了根本的。一是指出庄子塑造的“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游方之外者’，等类似于神仙的人物，构造出形而上的至大至空的冥幻境界，被后来的道教仙境所吸收；二是指出庄子对道以及游道境界的描绘，为魏晋玄学家表现游玄的理想提供了基本的概念；三是指出庄子达到齐物逍遥、天人合一的修炼养生之道对后世道教的影响，特别论述了“心斋”、“坐忘”、“游心”的体道方式被后来的神仙道教发展成修炼养生术的问题。虽然以往的宗教学者和道家思想研究者都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经本文作者从游仙诗外因研究的角度把它们归纳起来，就更清楚地看出了庄子思想对诗歌的影响。以前的文学研究者探索庄子一般側重在他的思维方式和丰富想象力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而本文则更重在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在精神内涵上对游仙诗基本旨趣的影响。如果把思考的范围再扩大一些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发掘出这种游心体道的境界对于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影响，以及它们和游仙诗的内在联系。这就从更深的层面上阐明了庄子的文学意义。
再次，本文还从考察游仙诗的常见意象着眼，联系这些意象在历代诗赋中的传承性，发掘了文本内容的外在根源。如汉乐府中有不少表现上山求仙采药的内容，作者从笔记小说、汉赋以及汉画像石刻等资料中钩稽出许多资料，指出这些描写是当时百戏歌舞等娱乐生活的再现；又如关于六龙、天马、昆仑、蓬莱的描写，是游仙诗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历代文学的艺术想象影响很大。作者联系汉武帝的封禅、祭祀太一神和望祀蓬莱等记载，通过爬梳整理汉武帝重用方士、制定郊祀之礼的活动过程，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汉代《郊祀歌》十九章表现的“逝昆仑”、“登蓬莱”、“延寿命”的游仙长生旨趣，以及表现祀神迎仙、天人感应的神秘境界。不但找到了这些意象的历史来源，而且填补了目前历史、文学、宗教研究中的一块空白。又如魏晋郊庙歌辞中，出现了关于神仙舞蹈的描写，作者指出这是因为从汉到魏晋流行游仙舞蹈，是时兴的审美娱乐节目。这些研究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诗賦文本内容中的一些问题，具有实实在在的学术价值。
此外，本文的外因研究还包括对作家思想的细致分析，比如曹操如何以拯时济世的儒家理想战胜放逸无为和神仙迷梦；曹植的《辨道论》如何对神仙虚妄思想进行清醒的反思和批判；阮籍、嵇康、郭璞等对于神仙的复杂认识及其与玄学的关系等等，这些研究对于辩证地理解和分析其游仙诗中寄托的精神实质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本文的外围研究能与文本研究紧密相扣，是本文能有不少创获的重要原因，那么在探讨游仙诗的流变中，注意诗与楚辞汉賦乃至笔记小说的横向联系，清晰地阐明游仙诗在内容旨趣和表现上的连续性和演变的阶段性，则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研究某一类诗歌题材或形式的纵向流变，较难掌握的是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贯穿其中的主线。 中国诗歌的任何一种题材或形式都不可能具有严格的界定范围，一定会有部分作品界线不清，与其他种类相混淆。所以几乎选择单一泞类进行渊源流变研究的课题都难免遭到概念界定的质疑。我认为对待这个问题，只能持通达的态度，不应像物理化学试验报告一样，不容许模糊的现象和结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某种文学现象界定得多么清楚，而在于是否抓住了这一诗类的内容和表现的基本特征，能否有条理地论证其如何踵事增华的过程。就以游仙诗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比较容易界定的题材，但也难免有模糊不清的地方，比如楚辞中的某些篇章、阮籍咏怀诗中的不少作品，不一定是严格的游仙诗。因此把握研究对象，重要的是选择这一诗类的典型作品，从历代同样的诗类中找到典型的特征，以之作为主线，贯穿在研究流变的过程中。本文的“流变篇”虽然是按时代和作家的先后顺序一一论列，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贯穿在其中的几条主线。以及它们不断发展演变的阶段性。例如楚辞《远游》登天神游的浪漫精神在汉赋中发展为《人人赋》的恢宏境界，性质则变为表现汉代帝王“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无上威势；汉代拟骚之作继承了楚辞借游仙以表象征寄托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塑造主体人格的艺术方式和传统；到曹植又远接楚辞的超拔精神和忧愤情调，借鉴汉赋夸诞铺张的手法，开拓出奇伟瑰丽的壮阔仙境。又如庄子借游仙以游玄游道的旨趣，在汉赋中得到继承，扬雄等作家借游仙表达对人生出处操
守的哲理思考和精神追求，同时反映在东汉后兴起的“浮游太清，潜思九玄，励节缥霄，抗志浮云”的“仙隐”境界中；这种仙隐以及用卦象组合成游仙情景的表现手法，又对郭璞的游仙诗以卦爻辞入诗的
做法产生影响。曹植融会了庄子浪漫宏肆的神话幻象，吸取了老庄无为而任自然的老庄之道；阮籍和嵇康用游仙咏怀述志，阮籍创造的人人先生集中体现了老庄思想和神仙思想融合而成的玄学理想人格，彻底否定俗世，追求绝对自由的超越精神成为他咏怀游仙诗的主要创作旨趣。到郭璞游仙诗里则将游仙、隐逸和玄言融为一体，既继承了借游仙咏怀的传统，又从《山海经》、《列仙传》等奇书中获得新鲜的游仙意象和浪漫才情，表现了浓厚的“列仙之趣”。
在突出生线的连贯和发展以外，作者更注意在这些主线中存在的空白点，如秦代《仙真人诗》开出表现长生梦想的世俗游仙诗系统；汉赋中的神仙思想和游仙描写；汉代拟骚之作的游仙旨趣；汉赋、嵇康对郭璞仙隐诗的影响；庾阐游仙诗的残篇句等，都是前人未曾论及的。而本文题旨中最大的一块空白则是东晋杨羲的道教游仙诗。这组游仙诗计八十多首，其中的主题、意象对于唐代游仙诗尤其是李白、李商隐的影响极大，但从来没有学者关注。本文用一章的篇幅详细考察了它们与郭璞游仙诗一脉相承的旨趣，认为它们共同表现了东晋时代岩穴之士隐逸修炼的生活情景；而且指出其新增的表现萼绿华、云林夫人等仙女与凡男婚配的故事，虽然是宣传上清经派夫妇双修仙道的法术，但也与民间流传的仙女故事有关，其浪漫多情的女仙形象，对唐代狎游类游仙诗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其中描写修炼内丹、外丹等各种奉道活动的游仙诗则使铅汞之气从此在游仙诗里蔓延开来，对李白炼丹类游仙诗影响尤大，因此，作者认为杨羲的道教游仙诗是南北朝到唐代游仙诗道教化的转关。这些研究不但填补了空白，而且使游仙诗发展的主线更加清晰饱满，也是本文的闪光点所在。
张宏君原来随我念硕士生课程，后来考取陈贻欣先生的博士生，由钱志熙先生协助具体指导。六年的研究生期间，一直埋头于游仙诗的研究，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前人成果，所以能够取精用弘，收获良多。张君毕业后，没有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而是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机关供职。但在政务繁忙之余，仍不忘钻研旧业，参加学术活动，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现在博士生越来越多，不可能都去从事本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博士生在学习和研究中培养出来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运用到各行各业中去。尤其是古典文学，它给予人的熏陶是在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深层次上。我总以为从政者如能多一点传统文化修养，对于工作和自身发展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张君为人勤勉踏实、周到细致，能干更兼儒雅，前程不可限量。值此博士论文付梓之机，写下这点粗略的感想，谨表祝贺之意。
葛晓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2年8月18日
于蓝旗营北大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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