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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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價值在於文化(總前言)
羅顥
當20世紀初一股反傳統風潮彌漫之時，經典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也被一些新潮之士視如敝屣，甚至有喊出將線裝書扔進茅坑的口號。然而，歷史的發展是那樣地不可思議，如今，在讀書界與出版界卻不斷有“重讀經典”、“回歸經典”這類聲音傳出；一些熱心的學者還煞費苦心地(或受託於出版界)為讀者開出他們各自認定的屬�經典的書目。存在總是有它自己的理由，這些現象的出現，雖然原因多多，或許還攙雜著某些非“經典”的因素在，但畢竟都是以“經典”的名義提出來的，經典本身貨真價實，不必懷疑——終究是經典的魅力在起作用。
在知識氾濫、信息氾濫的時代，面對汪洋大海般的書市，實令人無所適從，難以度越，發出諸如“以有涯追無涯”一類的感歎。有識之士重新拾起經典作為金針，倒不乏返璞歸真的味道，也確有實際的針對意義。
知識之受到尊重，是人類理性的表現，而讀書無疑是獲取知識的最佳途徑，任誰都不會否認。但是，就像生命的意義不全在知識一樣，讀書的意義也不全在知識的獲取。或更明確地說，讀書非僅為了求知，更在於明理做人，所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語)，成人成己，讀書活動必須圍繞人生問題而展開，才能獲得真正意義，套用《論語》中孔子的句式表述就是：不讀書，無以言；不明理，無以立。
毋庸置疑，讀書有益於人生，不讀書，人就會變得淺薄、空疏。然書海茫茫，不諳“書性”者往往會被知識的海洋所吞沒、窒息——“殆矣”，這就需要有一番取捨、抉擇功夫，所以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且人生有限，誰都不敢誇言能讀盡天下書。因此，在有限的生命中，讀什麼書，如何讀書，就成為每個讀書人都要面對的問題，這也就是我們主編、策劃這套“經典解讀”叢書的出發點。
經典既是一種文化的積澱，又具有文化的象徵意義。因為文化，才使人與一般動物、文明與野蠻有了區別。換言之，經典所提供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價值，就像朱自清在《經典常談》序中所言，經典的意義“不在實用，而在文化”。“不在實用”，並非指經典無益於社會，而是說它超越了一時一事的功利，是“無用之用”(王國維語)的“大用”，具有相當於宋儒張載的“橫渠四句”之意義，是關係到整個社會價值與人文精神之根本的“源頭活水”，此即《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序》說孔子“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
經典支撐起文化，充實並提升了文化的品位。經典在文化中的這種地位，如變換一下黑格爾在論及哲學重要性時的話語，可這樣說，一個沒有經典的史化，“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聖的神那樣”。有這樣一則趣聞，說的是英國某製造商，在收到了美國人贈送的一本《科學經營原理》後，不屑一顧，即回贈了一本古羅馬經典作家賀拉斯的拉丁文詩集。這裡所透出那種對文化的自信態度，是建立在對經典的擁有與推崇之基礎上的。而正是這種對文化的信念，同時又成就了人格的自信、自尊，並使人能“言”、能“行”、能“立”——人是如此，而對民族、國家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前賢說，只要文化不亡，國家就不會亡。三戶可亡秦，文化能托命。就此意義而論，經典的“實用”也可謂大矣!
文化、文化，就是以文來化時、化俗、化人。經典，當然屬�最典型的一種“文”了。文化有大小(就涉及的領域而言)，經典的範疇也是很寬泛的，如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學科都有它相應的經典，然而學科在發展，曾經被視為經典的，隨著專業的進步而有可能被後來者替代、淘汰。而每個時代都有該時代所特別推崇的經典，但時過境遷，有些一度被譽為金科玉律般的所謂經典，轉眼間卻被遺棄了。為此，我們這套叢書對經典的選擇，立足于“大文化”的角度，以慎重和嚴肅的態度，設定了幾則最基本的標準：
一是具有典範意義的；
二是開人類文化之價值源的；
三是能導人以正的；
四是必須經得住時間考驗的。
雖然，這些標準也是構成經典之所以為經典的最起碼的條件。
經典在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漫漫歷史，人類文明有時會走彎路，不少經典的命運也曾遭受過曲折、坎坷，但真正的經典，畢竟有它的生命力，最終還是以它自身的價值“存活”在人世間。(這本身就說明了經典之所以為經典的價值所在)經典以文本的形式出現，但又不是一堆死文字。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已被視為經典般的名言，如今受到學術界的普遍信奉。同樣，今天我們重提回歸經典、重讀經典，其旨趣也在於找出經典所能提供的現代意義。而從經典所具的特性看，應該說是完全能承當的。
文化的發生、發展乃至變化，固然有許多偶然的因素，但絕不是隨機的，甚或可以受人任意擺弄的。經典的文本，如不待人去閱讀，則只是本無任何意義的書；通過解讀，經典的內在意義才可能得到豁顯(注意：豁顯不是呈現)。其實，這個道理古人早就知道，如孔子教導學生們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所以。讀書有善讀與不善讀之分，像子貢那樣“告諸往而知來者”的，孔子就認可他“始可與言《詩》已矣”。
經典向我們提供多重的解讀空間，而作為一個帶有開放系統的經典，其意涵往往通過當代的境況及問題被激發，經典的話語也在現代語境下得到激活。這個看似後現代哲學的觀念，其實乃是文化傳承過程中的固有情態，由經典的內在性格所決定。當代哲學詮釋學創始人加達默爾認為，經典的真理並不是現成的自明的恒常存在，如果沒有人的參與，真理就無處呈現和生成，文本的意義也就無法傳承和延續。誠然，以時代的話語(思維)去理解和把握經典，經典的真理和意義之發生及發展開始終是個現代性(即時代性)的問題，是一個與現實人生的生存狀態密切關聯的永久不息、永不封閉的進程。但這只是一個文化現象，是經典的一種存在形式，卻不能定義為經典的性質，更不能作為反本質主義的理由。我們認為，即使不承認本體意義上的“道”，也不能否定文化意義上的“道”。經典如果沒有“恒常存在”的價值，全得由後人去發明、賦予它意義，那又何為“經典”，或不然，什麼都能成為“經典”了。
存在的意義在過程中發生、顯現，但任何的闡釋都只能建立在“元敘事”基礎上，這是不容懷疑和否定的。無論是“我注六經”，還是“六經注我”，都不能繞過“文本背後”去生髮思想，更不可拋開文本空發議論。魯迅曾說過，一部《紅樓夢》不同人讀它會有不同的所見，這與其說是一種理解詮釋上的偏差，還不如說是作品本身所提供的豐富意涵更確切些。對經典的詮解固然要抉發它的時代意義，但時代性不等於隨意性，否則就落為“野狐禪”了。就像有人說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不管怎樣還是哈姆雷特，卻不可能是李爾王或奧賽羅什麼的。所以我們認為，對任何文本的解讀詮釋都是雙向性的，但這種“雙向”並不是無據無本的；經典之所以稱為經典，在千百年的流傳過程中，其內在價值始終是在先的。
當然，閱讀需要理解。要讀懂一本經典，還得具備一定的條件，諸如必要的文字語言常識，對文章結構的把握及對相關知識與文化背景的瞭解等等。而在特定的境況(譬如某種意識形態的干擾)下，經典的意義也會受到遮蔽、異化。所以，經典的傳播始終處在一個不斷的遮蔽——解蔽過程中。而我們這套叢書所設計的對經典的解讀形式，其目的就是想起到這種“解蔽”作用，至於效果如何，那就有待讀者來檢驗了。
小辭典
【老子其人】
《老子》一書的作者。中國古代哲學家，道家創始人，先秦諸子中南方學派的宗師，莊子稱他為“古之博大真人”。姓李，原姓老(老、李一聲之轉，音同而變為李)，名耳，字聃(又作耽)。老子、老聃(耽)，皆尊稱也。生於陳(陳後為楚所滅)，苦縣(今河南鹿邑東)厲(又作賴)鄉曲仁裡人，其地漢晉時有老子祠廟。仕于周，久任守藏室史(柱下史、征藏史)，即王家圖書館館長、國家檔案館館長。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崩，王子朝作亂，歷時18年。期間見周室衰落，去職南歸，居於沛、陳。頗有問學者。後西遊，出函谷關，為關令尹喜所請，著書上下篇五千餘言即《老子》而去。隱于秦，卒于秦，秦地鄠縣(今陝西戶縣北)有老子墓。修道而長壽，大概活了百六十餘歲，或說二百餘歲(見《史記•老子傳》)。據今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高亨《史記老子傳箋證》所考，約與孔子(前551～前479)同時，而年齒長於孔子，當公元前六世紀前期至五世紀前期。另說老子是周太史儋(畢沅、汪中、梁啟超、羅根澤等)；或是楚人老萊子(張守節)；或以老聃、李耳別為二人，著書者是李耳，老聃系傳說中人物(馮友蘭、劉汝霖)；或說老予乃將老聃、太史儋、楚人詹何混而為一人，而著書者系詹何(錢穆)，都是對《史記•老子傳》的誤解或過度懷疑所致。東漢後，為道教神話化，尊為太上老君、老君天尊、道德天尊；為唐玄宗奉為玄元始祖。
【老子其書】
老子自著。又名《道德經》。司馬遷認為出於老子親著，但學者多不信，認為是其弟子或再傳弟子道家後學編纂而戍。細玩全書系統性、貫通性極強，敘述語言與藝術風格極一致，太史公所言可信。道家的主要經典，與《論語》齊名的中國文化經典。先秦時只稱《老子》，分上下篇，篇不分章。漢景帝改子為經。後人各以篇首一字名篇，合而稱為《道德經》。西漢河上公《老子章句》本分稱上下經，上經37章，下經44章，合81章；並冠章題，上經首章章題“體道”，下經首章章題“論德”。魏王弼注本亦81章，去章題。西漢嚴遵注本分為72章。元吳澄注本分為68章。其書貫統性很強，建立了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傳本雖稍有竄亂摻雜，但於此並無損害)。影響廣泛，戰國中期已有多種傳抄本，《墨子》、《戰國策》、《莊子》、《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尹文子》、《列子》及《淮南子》、《韓詩外傳》等先秦漢初典籍頗多引述其言，對儒、墨、名、法、雜、兵、農、縱橫、神仙諸家都有影響，歷代注解七百餘種。最為流傳的注本，是河上公本、王弼本。最古的傳抄本，有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本、郭店楚墓竹簡本。道教宗之為主要經典，稱《道德真經》。《道藏》中收有注釋本50餘種。
【老子其時】
約當周靈王(前571～前545)初至周元王(前475～前469)末。為春秋晚期，進入物質經濟大發展、政治社會大變動大轉型期。其時鐵器普及，農業發展，手工業百工俱興，商人成群結隊周流四方，城市規模擴大，貨幣經濟繁榮。南夷北狄，交戰中國。周室衰微，政在霸主。貴族沒落，政治動盪。“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大國爭霸，小國爭地爭城，兵連禍結，侵伐取滅不絕，周初的一千八百多國，只剩下一百四十多國。士階層崛起，巨商大賈得與國君分庭抗禮。官師失守，私學出現，庶民議政，拉開了百家爭鳴的序幕。諸侯驕奢淫浹，加重剝削，庶民疲憊，民力凋盡，道瑾相望，盜賊公行，各種政治社會矛盾日趨激化。鄭鑄刑書，晉鑄刑鼎，由禮樂教化走向刑法之治，封建貴族共和政治轉向了集權專制。
【孔子問禮於老子】
事件《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向老子問禮。老子告誡孔子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此段告語與老子其人其書精神意氣相合，孔子聞而以為老子是真能避世避禍者，回去向弟子們讚歎：“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史記•孔子世家》亦記其事，唯老子告語不同。孔子見老子其時，或說時孔子30歲(司馬遷)，或孔子51歲(莊子)，或34歲(閻若璩)，或34至41歲(胡適)，其地或記沛，或在魯。近人疑說紛紜。但孔子見過老子，有過問答，戰國時儒道雜三家已均信確有其事，四見於《禮記•曾子問》，八見於《莊子》的《天道》、《天地》、《天運》、《田子方》、《知北遊》等篇，一見於《呂氏春秋•當染》。
【老子訴訟案】
指民國初採用文學化的訴訟判案形式對《老子》成書年代的一場辯論。這場訴訟案中，“原告”是梁啟超(任公)，“被告”是《老子》，“審判官”是原告認定的張煦。1922年3月4日梁啟超在北京大學講演《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承汪中老子即太史儋之說，提出六大疑點，認為老子是戰國時人，斷定《老子》書作于戰國之末，並向數千聽眾說：“我今將老子提起訴訟，請各位審判。”不過十天，張煦以“原告認定審判官自兼書記官”身份發表《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問題一案判決書》，逐條駁否原告各證，宣判：“梁任公所提出各節，實不能絲毫證明《老子》一書，有戰國產品嫌疑。”這件訴訟案啟廿世紀老學辯論之端，很多廿世紀著名學者參與辯論。馮友蘭等多數學者一脈相承地贊同梁說，其中更有說成書在《莊子》之後(錢穆)，或《呂氏春秋》與漢《淮南子》之間(顧頡剛)，或在《淮南子》後(張蔭麟)，或漢文景之間(劉節)的。梁、馮、錢、顧諸家之說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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