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參同契》三十四家注釋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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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讀者介紹孟乃昌教授關於《周易參同契》的新著，是一件極其榮幸的事。這部東漢時期的原著標題意指“三一合諧”，屬解釋《周易》的經外書傳統。與這部韻文原著有關的許多難解之謎中間，僅有一種主張，在形式或內容上與現存的漢代其他經外作品不相類似。孟教授的許多重要貢獻之一是，他發現，原書大量地運用了與《周易》有聯繫的可信的經外書《幹鑿度》。我本人的研究也揭示，這是與經外傳統聯繫的第一個堅實的鏈環。這是一個令人生畏的任務，考慮到才華橫溢的和傑出的學者們作出的許多注釋和研究，我甚至忘記了提出問題。這是一個僅有的例子，即孟教授已經澄清了這部書的歷史。儘管自六朝以來《周易參同契》在煉丹家中問就負有名望，但它一直是晦澀的，孟教授則使現代讀者更易於理解。
孟教授的附有選注的原文校勘重排本，滿足了令人感到嚴峻的需要。在編纂這部著作的過程中，他參閱了遍及中國的《參同契》的善本和孤本，前後已經搜集到四十五種版本。他的注釋選自許多卓越學者的著作，他們的一些關於《參同契》的著作，特別鮮為人知，例如仇兆鼇的[初稿本和初刻本]。仇注杜甫詩是非常有名的。孟教授發現，原著中．幾乎四[五]分之一的字有異文，他的書提供了三萬餘條[未經合併的]校記。異文的一部分反映了原文理解上的差異，孟教授則把它們和不同煉丹派別聯繫起來。
孟教授給《周易參同契》學者們的第二件禮物是有關《周易參同契》的名詞術語辭典。他不僅印證了他自己的博識，而且引用了其他研究者的學術成果。他的書附有詳盡的每個術語的解釋，事實上較之辭典更接近於百科全書，這部書對於許多領域的研究都會是有用的。
孟教授完成這兩部主要的參考性著作，還附有一本為首次閱讀《周易參同契》的解釋性的書，一部現代漢語文體的原著譯注。因而他不僅貽惠於世界的煉丹史和中國文化史學者，而且惠及於首次發現這部奧雅難通的原著的廣大範圍的讀者們。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國際東亞科技與醫學史學會主席
1990年11月13日
自序
西元二世紀問世的《周易參同契》，(以下有時簡稱《契》)，是一部奇書。
《周易參同契》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一席地位。它以《周易》在兩漢時代的表現形式，以氣功的開創性理論闡釋，以化學的原始原理建樹，以三者的巧妙結合，在文化史上發揮著別具一格而又不容忽視的文獻源頭作用。大思想家周敦頤、朱熹、王夫之都非常關心和重視《周易參同契》，更有許多各層次的名人或非名人認真地注釋它。自北宋以來，它被煉丹家高先或張伯端稱為“萬古丹經王”，即受到一致公認。朱熹通過反復研讀、討論和注解，得出了此書“詞韻皆古，奧雅難通”的認識。於是，這部語言優美、內容晦澀的文化典籍吸引了更多的讀者和注解者，像滾雪球一般不斷擴展、開發、層積了它的豐厚內容和內涵，蔚然而形成了一門“參同學”，給現代各國學者和無數讀者提供了關心、鑽研、探討的一個獨特領域。
在《周易參同契》注釋者的行列之中，第一個就是三國時（220——280年)的虞翻。這是位著名學者，可惜他的注本已經散佚不傳。似乎沉寂了五百年以後，在七世紀初的唐代出現了兩部外丹家的注本，即今本《正統道藏》保存的容字型大小無名氏注本和託名陰長生注本。它們以濃厚得不能再濃厚的外丹色彩的文筆，為我們留下了唐代和唐以前外丹術的許多細節。將這兩家注本定為唐代，是近年陳國符教授從其引用書名和出現地名，以及我們從《道藏》二十六種唐宋煉丹原著所引用的《周易參同契》文句與各家注本《契》原文的校勘學方法，得出來的。隨後就是赫赫有名的五代後蜀(934—965年)彭曉注本一一《周易參同契通真義》。這是內外丹相結合的注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推崇它：“以此本為冠”，因為當時已不知有唐代注本傳世了。一代大儒朱熹化名為鄒訴而作的《周易參同契考異》，以及儲華穀、陳顯微、映字型大小無名氏注本，都屬於南宋時代(1129-1279年)的注本。元代的俞琰精于《周易》，熟悉內外丹，在他的《周易參同契發揮》中，徵引了道家的許多丹經丹訣．這些文獻有的今已不存。故俞注的可貴之處既在於它自身，又在於它的引文。這是元代(1260-1368年)唯一重要的注本。從明葉(十六世紀)起到清·宣統三年(1911年)，注《契》諸家蜂起。這裏有文學家、畫家、學者徐渭，有道家居士彭好古，有雲遊道士王九靈以及明末清初十方叢林龍門正宗的朱元育等等；尤其是入清以來，一批兩榜進士出身的顯貴達官也競而注《契》。這裏有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光地、吏部右侍郎仇兆熬(他的杜甫詩注在一千餘年注本中獨佔熬頭)、都察院左都禦史劉吳龍、江南河道總督黎世序、光祿寺卿和太常寺卿袁昶（批校）等，特別是廣東巡撫、後出任駐英法公使而以洋務運動派出名的郭嵩燾也寫出了他的《契》批註。那正是他在出任我國第一任外交使節的前夕。事實上讀《契》成為他爾後比較中西文化時的有關中國文化思想準備的一個重要部分。有跡象表明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本人也用滿文寫下了《契》的兩個注本。此外．以考證、訓詁等經學成就而在中國文化史上樹立了新豐碑的幹嘉學派大師，儘管他們沒有用寫注的形式，但他們也進行了有關《契》的深湛研究，這裏有惠棟、張惠言、徐灝、段玉裁、桂馥、王筠……如此眾多而又處於不同文化層次的人們競相注《契》，異彩紛暈，各抒己見，有歧異又異常豐富，所積累的智慧成果，是十分可觀的，值得重視和有選擇地繼承。
那麼，是一種什麼力量吸引了注解者和讀者，對《周易參同契》孜孜以求、鍥而不捨呢?
一本書，要經得起研讀，經得起注釋。試想，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機械修理手冊、電子管全書，當年曾經時髦過，可是今天誰還去理會它們?人們也許會說，這還有科技史意義。不錯。但同樣的書、類似的書、相近水準和思想內涵的書，又何止萬千。它們在科技史上義能占多少地位？而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像《周易》、《老子》……這些思想文化名著，越兩千多年而仍然熠熠發光。這個對比，提示《周易參同契》也有一種內在的蘊藏，使它成為東方智慧的深井，穩定而流量適宜，好似永無窮竭。
《周易參同契》不僅引用和發展、發揮了《周易》、《老子》以及近年重新發現的黃老帛書，用以闡述內外舟原理，成為世界現存最古的煉丹理論著作；而且，據我們研究得知，《契》還引用了《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爾雅》、
《孟子》等全部儒家經典(當然引用多少有所不同，後同此)，以及漢代多種緯書；還依據了《史記》有關本紀、列傳、《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太史公自序》以及《漢書》的《律曆志》、《禮樂記》、《天文老》、《五行忘》、《藝文志》等等。在諸子書巾較多地援引了《莊子》、《苟子》、《墨子》、《管子》、<<韓非子》、《孫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論衡》等等；在集部，主要是引用了楚辭的一些篇章。可以說，《周易參同契》是在當時整個中國文化、文獻背景上展開論述的。《契》早於唐詩的一些著名作家，率先做到了幾乎“無一字無出處，無一字無來歷”。這些觀點是晚近工作才加以揭明的。但是它的主要脈絡，依然歷歷可尋。對《周易》思想的繼承，通過了《易·幹鑿度》等緯書作為仲介；對《老子》的轉義發揮，也通過了《淮南子》等中間環節。對黃老思想的汲取，由於簡冊有缺不易遽不斷語，但顯然和近年發現的帛書有聯繫。
《周易參同契》對前此典籍的引用，是精心設計的。如：
“於是仲尼贊鴻蒙，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睢建始初。昏冠氣相紐，元年乃牙滋。”(彭曉注本第十一章原文)
經過歷代注釋，到清初才弄清，這原來是依次採用儒家六經《易》、《書》、《詩》、《儀禮》、《春秋》的第一句話，組成對創世、人類社會、男女成婚、生育下一代，即由自然到人類繁衍的全過程的敍述。巧妙之處不僅在於都選取了上述經典的第一句話，而且上述經典的引用順序也正是漢代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和《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所舉的順序，而不用《莊子·天下》、《莊子·天運》的經典順序，這在當時恰是對新提法的引用。而且我們研究表明，這六經中缺少《樂經》，正是漢代今文經學派、古文經學派爭論點之一，前者主張沒有《樂經》，後者認為有而亡于秦火。《契》的成書正處於今、古文經學鬥爭互為消長的時代，《契》對許多經學上敏感的歷史人物評價不同，而且既有今文經學派那樣的“微言大義”(後面還要談到)，又有古文經學派那樣推崇伏羲、文王、周公等曆聖。這並不是《契》不守漢代嚴格分明的“家法”、“師法”，而是正處在古文經學抬頭、今文經學退卻，但決定性勝負尚未到來的時刻成書的內證，同時也是《契》的幾部分內容非出於一人一時的硬證(後面也還要談到)。
《周易參同契》並非只是在搞文字雕鏤的遊戲，它的時代印痕也非只限於涉及經學內部的鬥爭。重要的是，《契》體現了整個時代思潮的變化與過渡。由漢初的黃老哲學，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魏晉玄學產生，《契》正產生於這個轉變時代。《契》上接黃老，原文說“黃老用究，較而可禦”，所以引用黃老帛書和《老子》。對於時行的儒家經典，亦作了多方面的引用。而且預示著玄學時代“三玄”的發揮。《契》著重引用了“三玄”中的兩玄：《老子》和《周易》，而且也引了第三玄《莊子》。這不只是個別辭句的徵引，而在於《契》以“體
本一無”、“經入虛無”、“真一難圖”……呼喚著玄學的貴無思想，《契》又以“玄冥難測”(源於《莊子·大宗師》)作為西晉郭象的玄學名注：“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的先聲。《契》的黃、老、易三合一，在中國思想史、哲學史上的承前啟後作用，不是十分顯明嗎?
《契》緊扣時代脈搏，在雄厚的中國文化基礎上建造自己的理論體系，這可能是它吸引眾多層次讀者和注解者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代佛學盛行，道家與它處在相持的地位。而在宋代理學形成的過程中，由陳摶到邵雍、到周敦頤，以至及于程顥、程頤和朱熹，都明顯地受到《周易參同契》的影響，是有史料依據而被公認的。由此可見，《契》從它一誕生起，就一直在中國思想史上起著不可忽略的作用。由於《周易參同契》旁涉道家及緯書，以及所主要闡發的內容，在中國封建社會儒家正統思想的統治下，它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對待。有代表性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陳摶以後牽異學以亂聖經者，是此書源流道家原了了，儒者反憒憒也。今仍列之於道家，庶可知丹經自丹經，易象自易象，不以方士之說淆羲、文、周、孔之大訓焉。”儘管如此，《契》仍然贏得了如上述之眾多讀者、注家和研就學者，它以略為扭曲和有所壓抑的面貌，仍然“一枝紅杏出牆來”，點綴著古代文化的百卉園地。今天，應該是給予適當、確切和科學評價的時候了。
關於《周易參同契》的作者，也應說幾句話。若干時間以來，基本以魏伯陽為作者，彭曉本的序言尤為力倡。如前所述，經考證得知容字型大小無名氏和託名陰長生注本實早于彭曉。而該兩本的序言均提出徐從事據古經寫《契》，授淳于叔通，後又傳魏伯陽。這與唐代《日月玄樞篇》的提法一致。從《契》文有“八石正綱紀”和“八石棄捐”不同，“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和“首尾武，中間文”不同，可證《契》非出於一人之手。而“委時去害…”的瘦辭，嵌有“魏伯陽著”，可能一部分四言句就是魏伯陽寫的，而五言句、三言句是徐從事、淳于叔通寫的。內容表明，五言句實為經，四言句為傳。古代傳統認識《詩經》是四言句，後來才有“古詩十九首”等五言韻文，故有人認為《契》四言為經，五言為傳，這是將文字傳統不適當地推衍了所得出的結論。徐渭獨不以四言經、五言傳為然。
下面就構成《周易參同契》體系的三個主要內容和由此顯現的意義概述如下：
首先，《契》是對漢《易》學的貢獻。《易》學在漢代，有它的表現形式，但由於“輔嗣(王弼)《易》行無漢學”(宋·趙師秀《秋夜偶書》)，漢易著作大都亡佚。所以《契》的十二消息卦的完整陳述和運用，納甲法的運用，以及把各種緯書融入體系等等，就使得《契》的哲學史意義特別突出，它上承先秦，下啟漢魏義理，成為發展鏈條上不可缺少的環節。這方面的具體研究仍需繼續開掘和深入，但把《契》放到應有的地位，這也是對它的最適評價。
其次，《周易參同契》創始了後來稱為內外丹結合的傳統，它不僅概括地論述了內丹，也為爾後內丹移植外丹理論開闢了道路，提供了可能性。《契》的龍虎、雌雄、水火、呼吸……等相對範疇，成為內外丹並用的重概念。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為進退持行之候，從隋唐起就開始了全面的內丹解釋，數十種丹經引用《契》，到宋代《悟真篇》更完成體系建設，其全部解釋均為內丹內容。這時候提出的“萬古丹經王”，主要指內丹丹經。這倒像預言一樣。其後，《還原篙》、《複命篇》、《翠虛篇》、《紫清指玄集》、《大丹直指》、《金丹大要》、《中和集》、《規中指南》、《金丹大成》、《天仙正理》、《金仙證淪》、《性命圭旨》……等各種內丹氣功文獻，無一不祖述《周易參同契》，在它的基礎上，論鼎器、談藥物、講火候。《契》為道家南、北、東、西、中五派所共同遵循。至今，修持道家氣功，《周易參同契》仍是需要參讀的典籍。
第三，《周易參同契》的爐火外丹理論，具有重要的化學史意義。它敍述了黃金的理化穩定性、鉛(Pb)汞(Hg)作用生成鉛汞齊並隨後煆燒成氧化鉛、汞(“還丹”)，提出了化學反應的定性、定量(反產物的比例)觀念。《契》強調了實驗，強調了理論，強調了“輔自然”的規律性認識。這一切都是那個時代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常為其他傳統所缺乏，因而尤其顯得難能可貴。但是也應指出，這些閃光思想畢竟是在神秘外衣下呈現的。正因為這些內容，《契》為國內外化學史家所重視。並得到足夠高度的評價。
《周易參同契》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義分為歷史的和現代的兩個方面。
歷史上，由於《契》“九還七返”的“還丹”思路，為中國外丹術所遵循，當中國煉丹術西傳時，也影響了阿拉伯煉丹術(它的理論核心硫汞論即與中國煉丹術有淵源關係)、拜占庭煉丹術、印度煉丹術，輾轉而及於歐洲煉丹術(也堅持硫汞論)。當文藝復興時期以後，化學科學從煉丹術孕育、脫胎、轉化而形成。煉丹術給予近代化學的遺產不僅是無機、有機化合物的製備，以及昇華、蒸餾、煆燒、過濾、再結晶精製等技術，而且當十八世紀氧的發現困擾著它的發現者普利斯特利(J.Priestley)、社勒(C.W．Scheele)的時候，拉瓦錫(A．L．Lavoisier)卻遵循“還”、“返”思路從實驗上實現了汞與氧化汞的物質迴圈，從而建議了再顛倒過來的、科學的燃燒理論，產生了化學革命。這一實踐認識的契機在於“還”與“返”，說得保守一些，正是輾轉受到以《周易參同契》為源頭的“九還七返”、“金來歸
性初”，乃得稱‘還丹”’的啟示和觸發。
近代對《契》的學術研究，有許多國外的卓越學者參加，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大衛斯(T．L．Davis，合作者吳魯強)、李約瑟(J．Neeham)、何丙鬱(HopingYoke)、席文(N.Sivin)、榮格(C．G．Jung，傑出的精神分析學家)、斯蒂爾曼(J．M．Stillman)、泰勒(F.S.Taylor）、萊斯特(H．M．Leicester)、瑞德(J.Read)、霍爾米亞特（E.J. Holmyard)等，在他們的專題研究論文或學術專著中，徵引、論述、評價了《周易參同契》，由此《大英百科全書》等有聲望的百科全書也都予以介紹。《周易參同契》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它的存在是對國際文化的一個貢獻。
中國的注釋之學，是獨具風格的一門學問，在若干方面有些類似於西方的闡釋學(hermeneutics)。在中國，從漢代到清代，注釋者們一直以這種形式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至今也仍然有生命力。《周易參同契》的歷代注本，包括前舉重要者在內，約四十餘家，有些已經散佚，因而至今未能作出完全確切的統計。我們曾進行調查、閱讀、收集，前後為時三十年，行程萬裡，曆覽各種版本一百餘種，其中有罕為人知、極為珍貴的善本、孤本、珍本，以不同注家的注本為計，可得三十四家，其中陸西星一人有《疏測》、《口義》兩種，張文龍、朱長春兩人合有《解箋》一種，而郭嵩燾、袁昶、徐乃昌、丁福保為批註、批校稿本(參見附錄)。一千多年來不同文化層次和知識結構的注家的智慧積累，在目前條件下，還不是能夠在一個城市得以全窺的，而且作為歷史文物的善本和孤本，不是一般讀者都能夠接觸到的。為了完整地瞭解這一部分文化遺產，本書本可以全部集中這些注本，但近二百萬字的巨幅，也不是都有必要，為此從三十四家注釋、批註中精選出重要的段落，適當加以校點，匯成一冊中等篇幅的集粹本，可能是適當的。這種整理加工，在某種意義上效果可能更好些，因為這可以避免注本家存在的重複，(也需必要的重複)，去掉顯然不實際的說法，使內容更加精煉，更適合閱讀，對氣功練習者，對生命科學、化學、宗教學的學術研究，對文、史、哲工作者和有關專業師生，為歷史地理解這部有名的優雅而晦澀難通的名著，手握一冊而基本上可得全域的瞭解，免去東尋西檢的跋涉之勞，可能是有益的。多年的收集、閱讀，再刪節其大部分，留下幾分之一的內容，以我們的勞動成千上萬倍地節省廣大讀者的時間和精力，這就是編輯本書的初衷了。下面再就技術細節作一些說明。本書以彭曉注本為底本，一是它承前啟後，歷史上仍有祖本的作用，二是它分章為九十一，總體上較三十五章和過細劃分更為適當，儘管彭本實際的章節段落劃開和各章份量未必一一合適，但對於注釋來說，這樣比重新制定一個分章還是較有依據的。這樣，就需要調整其他注本注文的起訖，以適應于彭本。於是有一個前後調整的問題。特別是明中葉所謂“古文本”出，原文次序變動很大，後來的注本原文次序也頗有各自為之的例子。所以注文歸屬就不能盡合于原注本的安排。原則上儘量使所選注文段落完整，同一章的各家注文之間也大體上能夠銜接照應。為此，各注的次序基本上按時代先後排列，即唐、宋、元、明、清的歷史順序，這是以最新研究成果為依據的(見前)。但一個朝代之內，還有注者生活年代、注本寫成年代、刊刻年代問題，它們相互關聯而不盡一致，所以具體安排上三者都適當照顧，生活年代當然符合歷史順序，但完成注本卻另有相對獨立性，注家可以在早年或晚年注《契》，而刊刻才能在注本系列中起到實際為爾後注者參考、引用(大多不指明)和修正的作用。所以這個三者兼顧的次序也只是一個初步擬定(個別還有調整)。注文的選取，對於重要注本考慮到他們的歷史作用，注入選取較多；對於重要的原文，解釋各異的原文，注文也選取較多；對於相對較為晦澀的原文，注文選取較多。各注本並不平衡，有的批註本身就極精少。具體內容上先分章列彭曉本原文，次為校勘，後為各家注文。校勘是需要的，因為注者們按照他們自己確定的原文來注釋，不加校勘有時會脫離注文， 但次要字句則不加校勘，因為那是一個專門課題，我們另有七十二 種善本、孤本、珍本合校本，不久將可問世。以上各種處理是否得 當，尚希讀者與學者賜教。
現在的三十餘家規模的選注本，對於有一千八百年歷史的《周易參同契》來說也還是首次。集注本也有過，明·蔣一彪《古文參同契集解》合併了彭曉、陳顯微、陳致虛、俞琰四家注，因為“笥中止有此四注，故不能多及。”（《古文參同契集解·序》）清初仇兆熬《古本 周易參同契集注》雖說連同他本人共十七家注釋選段合編，但他是 有傾向性的，集注目的是闡發他的東派功法，所以主要是選取陸西 裏《測疏》加上他本人的“補注”而已。今人周士一《周易參同契集注》，內部刊行，以王文祿《正文》為底本，彙集十四家注解全文。以上對本書的編輯都有參考借鑒作用。
本書是集注、選注本，所以不可能列舉諸多善本和孤本，特在書前選列了二十種版本書影，以便讀者欣賞、領略它們的面貌。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賓夕法尼亞大學席文(N．Sivin)教授，為我們《周易參同契》系列著作寫序，他對《契》有精闢的見解；
謹此致以深切的謝意。
孟乃昌
199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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