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經今譯·太乙金華宗旨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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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太史令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一
華夏遠古文明，曆夏、商、周三代至於春秋戰國時期，數千年的積累已經使她的內涵變得異常深刻豐富，而此時恰值奴隸分封制之下的中央集權衰敗不振之際。周王朝在政治上皇權旁落，令出諸侯，形成群雄爭霸、逐鹿中原的格局；在文化上，官學摧折，典籍散佚，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率先異軍凸起，其餘各家，相繼而興，自騁其說，形成千古稱頌的百家爭鳴局面。
道家肇始于諸子之先而不彰自顯，影響所及周遍百家，延至今日。這恐怕首先要歸於老子身份具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周代制度，禮不下庶人，官學高居朝堂，普通仕子，難得看到各種寶貴文獻。老子世代充任柱下史，執掌千年學庫管鑰，卻使他能夠廣泛披閱歷代秘檔，全面總結前面的社會發展經驗，提出系統的理論。老子道家思想建立在廣博的文獻提煉基礎之上，總結了深刻的歷史法則，加之他的官方身份，使他在有生之年，已經聲名遠播。天下學子，爭相宗之為師，或受業於其門，或輾轉相傳。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即使仲尼與老子，主張殊不相侔，也多次遠道負笈問禮。可見老子影響，非同尋常。老子歸隱後不久，由於兵亂，周室典藏，分散民間，不復綜窺全豹。各家學子遂在老子的基礎上，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各執一端，各任其說，亦各逞幹世之術於當時，遂演成九流之別。即使道家學派，也各自分趨，一化為多。故《莊子•天下篇》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把當時學者，分為八家，其中四家——宋釺、尹文之學，彭蒙、田駢之學，老聃、關尹之學，莊周之學——以闡發道論為樞機，仍屬道家。班固《漢書•藝文志》所列“九流”之中，除陰陽家之外，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縱橫家、雜家和農家，雖獨立門戶，自成一派，而探其源流，則或多或少都與道家有關。
自漢武以降，儒術定為一尊，其他各派，漸歸湮沒，唯道家並存。而其思想因素的主體，則為後漢興起之道教所承襲和整合，組成對抗儒家意識形態的聯合陣線。至此，中國思想史發展的螺旋運動，完成了一個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週期。所以《道藏》瓊劄，五千餘卷，所列眾書，多捃拾諸家絕學，看似以續餘響，實稱葉落歸根，或更貼切。其中更多有儒家所不敢言不能言者，更有後興之佛教所不能識不能辨者。歷代佚亡典籍，或附道經而存，自成題中應有之義。道教學術，雜而多端，舊時學人詬病者多多。然而道教學術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柢，實為中華學術歷史發展的邏輯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她實際上是“多端而不雜”，不雜不多就不足以成其為根柢。
二
然而道家道教的生命力並不是老子、張陵等人在書齋中皓首窮經鑄就的，是歷史孕育和發展了她的博大內涵。《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一節中，有兩條內容給我們以很深的啟示。其一是“《伊尹》五十一篇”；伊尹出身奴隸，因賢能而後乃為商湯王相，助湯攻桀，是奠定湯王朝的關鍵人物。其二是“《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包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皆與用兵與治世有關。以上二書雖然不大可能是原作，而極有可能出自戰國思想家之手。但是伊薑二人被歸為道家，卻給我們暗示了道家與它之前的歷史之間一絲不絕如縷的聯繫。商初的史實今人已知之不多。至於周代，史家皆以“太公之謀”、“周公之訓”為建立其政權的兩塊基石。蓋商末之世，紂為天子，殘暴無度。文王處周岐之間，地不過百里，修德行義，主用太公望呂尚之謀，以卑弱制強暴，而成“天下三分，其二歸周”之勢。文王歿後，武王滅商而王天下，首封國師姜尚父于營丘(今山東臨淄境內)，是為齊國。太公望治齊，推行“尊賢尚功”的治國路線，講究簡政從俗，注重功利，勸其女功，極其技巧，通其魚鹽，發展生產，重視人民的實際利益；“五月而報政周公”，講求效率。其後，齊國日益強大，終成霸主。武王之弟周公旦是周初另一位關鍵人物，他受封于魯國，在魯推行一條“親親尚恩”的治國方針，正好與姜尚之政形成鮮明的對照。周公旦之子伯禽代父治魯，注重繁文縟節，變革舊俗，推行三年之喪，忽視效率，重視宗法氏族關係的維護。其後，魯勢日削，北面事齊，至於覲(僅)存。
道家創始人老子雖然並非生長于齊國，他與姜尚是否有某種學術傳承線索，現在也無據可考，但是他的思想確實與周王朝的興衰、齊魯之政的正反經驗有關。至戰國時，齊國稷下學派，稱為道家，齊國儼然成為道家學術的中心；魯國則成為儒家學派的策源地。道儒二家自萌發之時起各自的社會政治角色就各不相同，相反相成，共同成為民族文化發展的母體。
儒家善於守成，道家長於應變。自從儒術被訂為不刊之說之後，道家學術的優勢地位驟然下降。二千多年來，雖然她在總體上處於潛伏不彰的狀態，但是每到舊的體制弊端積重難返，危機四伏，革新派和革命派起來救弊興利之時，他們利用的理論武器往往是因時變化的道家學術。
漢末，劉氏政權陷入無可挽回的危機，張角、張魯組織道團，令祭酒教人誦習《老子》五千文，組織黃巾起義軍，從根本上動搖了漢王朝。天下從此進入由合而分、諸侯割據的狀態。其後出場的“千古英雄豪傑”曹操和諸葛亮，二人雖然為人和品性相距甚遠，但有一點卻完全相同：他們都是具有典型太公風範和老子精神的人物。他們深通兵法，神機妙算，延攬人才，賞罰分明；曹操渴慕神仙，好養性法，孔明澹泊寧靜，精通道術；都有審時度世的黃老思想。
唐末無能子，在黃巢起義同時，從思想上與之呼應，隱姓埋名，著《無能子》一書，大膽地否定封建禮俗的先天性質，直接把“覆家亡國之禍”、“生民困貧夭折之苦”歸於儒家標榜的聖人之過(聖過)。
宋代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在政治上推行新法，在學術上實行新學，並親撰《老子注》，引申其辯證法思想，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
明太祖朱元璋在打江山時就在劉伯溫、鐵冠道人、周顛仙等謀士指導下研究應用道家思想，頗有心得。統一天下後，欲借鑒前代哲王之道，乃披閱《道德經》及諸家注論，因“所注者人各異見”，故自得立說，不用古注。在自序中，他盛讚《老子》“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要寶”。
到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運衰頹，憂患交迫，有志之士，上下求索，力圖找到一條有效的出路。在傳統文化中，不少人耳光不約而同地再一次看中了道家學術。愛國思想家魏源曾著《老子本義》，在《論老子》一文中，他斷言：“《老子》，救世書也。”把老子的時代意義，定位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著名啟蒙思想家嚴複在積極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同時，也非常注重我國固有學術的發掘。他曾點評《老子》，著重指出“中國未曾有民主之制”，多次強調“《老子》者，民主之治所用也”，以為《老子》第八十章所描述的就是“古小國民主之治”。
嚴複的論述涉及到現代中國文化重建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否有與現代文明的主題——科學與民主相契合的成分?道教與我國古代科技的密切關係，已經為世人公認。儘管“中國未曾有民主之制”，但道家傳統中是否含有比其他各家更多的民主因素，可供我們吸取?這一點有必要重新考慮。道家道教理念中，對政治的最高憧憬是王者垂衣拱手優遊無事而天下太平的境界。這就是所謂的無為之治。無為之治的基本內容就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就是政策要根據人民的意志來決定。過去人們沒有將其認同為民主思想，是因為沒有發現與西方近代民權論和社會契約論大體一致的內容，更沒有找到民主制可操作的綱領。我想也沒有人會提出這樣的苛求，同樣，也不會有人否定，道家道教中某些成分，的確包含了對君主絕對權威的否定和對人民意志的肯定。這是我們在建設民族文化的過程中可以加以吸取的。
三
先秦各家哲學思想總是伴隨著某種“術”，甚至各家都是根據這些“術”來表達自己的哲學的，比如儒家被稱為“儒術”，法家被稱為“刑名法術”。不過各家的“術”主要是治平之術，而道家的“術”還包括各種不同的方術，故而人稱“無所不窺”之學。道家首宗黃帝，而黃帝也是歷代方士最常依託的物件。《老子》《莊子》中暗含的許多修煉方式，成為後世道教仙術的原型。《老子五千文》一開始就被道教組織作為包含有成仙之道的教義手冊使用。《漢書•藝文志•方技略》和《隋書•經籍志》子部方藥類中所錄書目也多有見於《抱朴子•遐覽》篇者。後世各朝各代統治者對待道教教團的態度或許各不相同，道家治平之術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但中國方術卻始終在道教的推動下向前發展，尤其是養性延命的修煉方術被首重長生的道教發揮得淋離盡致。
注重現實人生、摯愛生活是中華民族從遠古以來便已形成的一大傳統。這一點在道教中得到相當集中的體現，並成為這個宗教最為顯豁的主題。道教對現世人生抱相當肯定的態度。《太平經》認為，天地之間，“人命最重”，“壽為最善”。人活一世，生老病死，道教並非皆以為苦。《列子》認為：“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有幸能生而為人，乃是第一大幸事。但是道教的確以老病死為人生之大痛苦。從客觀上來說，老與死雖不可避免，但是它們的臨近的時間表卻是非常有彈性，可借人力而改變的。同樣生在天地之間，有人“半百而衰”，“自之死地”，有人則“百歲尚健，猶能生子”，享受生之歡娛。但是要說到病，則是可以基本上避免的。這一點，《抱朴子》相當樂觀：“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其實道教所謂長生不死，也並不是強調現世肉身不朽，而是要通過實施內丹人體系統工程向死亡的界限提出挑戰，從“逆”的方向上奪天地之造化，凝煉精、氣、神，提高生命的質與量。《太平經》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它認為，人的可能壽命，上壽一百二十歲，中壽八十歲，下壽六十歲，六十歲以下算夭折。現代生物學也證實了這種估計。據研究報導，人體細胞每o．24年分裂一次，最多可能分裂500次。所以一般情況下，人的可能壽命是120歲。但是，無數事例證明，即使是120歲，也不是最大極限。可見，人壽極限的彈性和能動性是多麼樂觀。
道教唯生學說，不以妄希生後福報、死後天堂為終極關懷，而是首貴身心健康，“使現實人生，相當安慰”，既要緩解死亡的威脅，又要消除人生的苦惱。今天，科學昌明，生產發達，物質豐盛，富者日眾。此世之愉悅，勝似他世之大同。但是物質財富是一柄雙刃的劍，它可以帶來輕鬆，也可以帶來沉重；可以引來福慶，也可以招致禍患。如果對待不慎，低級的物欲消費帶來的暫時興奮便會象閃電一樣消失，泡沫一樣破滅。於是“晃然大悟”，很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以為現實世界，林林總總全是水中月、鏡中花，一切有形都是幻影。在一個極端和另一個極端之間搖擺，遂令社會風氣，要麼人欲橫流，要麼盡墮悲觀。道教的養性延命學術，就是教人如何作為，才不會讓財富成為伐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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