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華                                                           (1)
老子  李耳撰  張煥斌譯注                           (1)
莊子  莊周撰  方亞平譯注                           (103)
列子  列禦寇撰  樂耕譯注                           (647)
鬻子   鬻熊撰  張紅雨譯注                          (947)
關尹子  關尹撰  毛水清  謝其祥譯注         (1105)
亢倉子  庚桑楚撰  郭瓏譯注                       (1159)
文子  文子撰  張瀛譯注                               (1267)
鶡冠子  鶡冠子撰  馬振獻譯注                   (1601)
鬼穀子  鬼穀子撰  劉建生  張瑞德譯注     (1845)
抱朴子  葛洪撰  劉振婭  陳自力譯注         (1945)
 

        總序（不完整）
        中國文化歷史的悠久與豐寓，在世界各國文化史中是罕見的。正因為它的悠久與豐富，也構成了中國文化史的複雜性；也因為中國文化史的複雜性，使古今一些學者對這一複雜體中的複雜關係縷析不清。如儒、釋、道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然而把儒當成一個宗教與佛、道並列，不僅降低了儒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也不倫不類。儒在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上始終是一個學派，不是擁有相應的組織體系和眾多下層信徒的宗教。研究中國文化史時三者缺一不可，研究三者各自產生、發展的歷史時，釋、道可歸入宗教史研究的範疇；儒，則應歸入學術史研究的領域。就道來說，它又分道家學派和道教，也是不應混淆的兩個領域的兩個不同概念。這一點，中唐儒學大師韓退之也未把它區別開來。他為振興唐朝，維護統一，提倡儒學道統而反對盛行於當時的佛、道二教，卻把老子當成道教的始祖，把道教與道學捆在一起批駁。
        學科領域的界定和對這種界定的認同有賴於研究的不斷深入，然而，由於中國文化史是一個豐富而複雜的存在，不同認識和認識上的混同也並非不可思議。就道教講，除了時代政治需要和思想意識構成其思想體系外，必然還會吸取前代學術思想的資料。道教在中國漢魏時期形成，除了在中國古代宗教、民間巫術、神仙傳說、方士方術、孔孟儒學、陰陽五行、醫術養生等領域裡吸取必要的營養外，主要是從先秦老莊哲學和秦漢道家學說中尋求自已的理論根據，而且，還把老子李耳作為他們的始祖。
        下面，借編纂出版這部《道經精華》的機會，從學術史的角度勾勒一下中國道學體系的形成、發展、演變的輪廓，使讀者在讀這都書之前，對中國道學先有一個概要瞭解。
        一
        中國道學分早期的老莊道學和後期的黃老道學。基於文化發展史的連續性，還有必要簡析一下道學發展的余續及演變。
        先講以老、莊為代表的早期道家與道學。
        在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裡司馬談“六家要指”中提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之後，《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予“六家”之外，叉別立縱橫、雜、農、小說四家，合稱“諸子十家”。十家中，儒、墨兩家形成最早，其論爭，開春秋末及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先河。故韓非稱為“世之顯學”《《韓非子·顯學》)。老莊道學則是後儒墨兩家產生的一個重要學派，這個學派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早期道家的先驅人物“楊朱之學可以說是戰國早期介於墨翟、孟軻之間的‘顯學”，楊學與儒、墨之爭是戰國早中期之交‘百家爭鳴’的主要方面。”(吳光《黃老之學通論》16頁)在司馬談稱呼“道家”、“道德家”和司馬遷稱呼“黃老”前，“道家”與“黃老”學派皆有實無名。
        《史記·老子傳》說：“老子者，楚苦縣(治所在今河南鹿邑東)厲鄉曲仁裡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奠知其所終。”“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幹。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比較全面地敘述了老子姓氏、籍貫、官職、子嗣世襲、生活著述及其學說的主要特點。《老子道德經》之名與分八十一章，當是漢代以後的事，大有可能起于東漢的玉弼。他的時代與關尹同時，生活在戰國中前期，稍晚于孔丘。從一《老子》書的結構體式和所表現的思想邏輯，應是他一個人完成的專著。這一點與《論語》、《孟子》、《莊子》都不相同。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他的天道觀、歷史觀都是以“道”為本源的，即“惟道是從”(二十一章)。他說：“道，可道，非常道。”（一章)“天乃道，道乃久。”(十六章)“道之為物。”(二十一章)“道法自然。”(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四十二章）從這些言論中表明，老子所說的“道”是永恆存在，所以無法用語言表示出來，道具有物質性質，是取法于自然法則的，能生成世間萬物。在老子的天道觀裡的“道”，不具有人格神的機制，不能罰過賞功，然能給人造福，這在客觀上是對有特權、能賞罰“天道有知”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回擊。老子把“道”作為一種永久存在的自然法則，有自己運行的規律，似是唯物的，這都表現了老子哲學的進步性。然而，他雖然把道與天聯繫起來，卻仍然是非物質的觀念存在，其本體論還是抽象的觀念。所以，因老子道是個複雜的客現存在，說它是唯心唯物同時存在的理論體系，無不可；從上述  具體分析看，老子道的本體仍然未超出唯心範疇，而又具有客觀性，有的學者把它歸結為客現唯心主義也無不可。說老子哲學理論未能完全跳出唯心主義範疇，還在於他的認識論是唯心的，《老子·四十七章》中說：“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弗行而知，弗見而名，弗為而成。”這就把聖人神秘化了，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義先驗論的認識論。
        老子的歷史觀。出於他沒落貴族的階級本性，墮入只可歎息而無力反抗的弱者的小農地位，他希望歷史倒退到原始的部族時代，謂之“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至治之極一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回到“結繩而用，的“小國寡民”的社會，確實會免除剝削壓迫，然要達到美服甘食卻是空想。雖說是為倒退，這種空想社會思想，對後世有影響，也表現了個體小農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老子的社會觀。老子在周做了三十年的收藏史，他不僅閱歷豐富，也是一位有知識有學問的文人。他對諸多社會問題看法雖然反映了他消極處世的一面，然而，有許多理論可作為後世借鑒，是有積極意義的。老子“以道蒞天下”宗旨是“無為”，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怨，而民彌貧；民系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五十七章》)老子在多處都講到“無為而治”、“清靜守正”，《三章》雲：“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十六章》雲：“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四十五章》：“清靜可以為天下正”，《四十八章》：“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等等。這就是老子“無為而治”、“清靜自正’’的政治主張。這種為“君”——聖人設計的“南面治國之術”，不為之聖人難以做到，即便以之行事也不過是消極的政治。不過老子這一政治主張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用意的。當他和他的階級墮入被剝奪被壓迫的社會階層時，自然地會對這種剝奪、壓迫感到由衷的不滿，可是作為弱者而不可能起來反抗，又不像儒家的孔丘能提出改良的政見，所以，才竭力希求統治者能做到“無為、好靜、無事、不欲”。他指出：正是由於統治者的貪婪，才造成了下民的饑餓與災難。如《五十三章》：“朝其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則貨有餘，是為盜芋。”《七十五章》：“民之饑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這雖非直接的反抗，卻也是無情的揭露。所以，有學者說，在先秦諸子乃至中國哲學史上，老子最先發表了較為系統的抨擊不合理的剝削制度的言論，它們對後世被壓迫被剝削者與統治者的鬥爭頗有啟迪和助益。這也證實了老子的政治思想在客觀上具有的進步作用。
        然而，在老子的政治思想中有這樣一些內容：“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十八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十九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往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三十八章》)這種愚人之論和否定一切的思想雖然是對“聖人”的詛咒，滿含著他對統治者的憤慨，卻也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提供了理論根據，它們則完全是消極的。
        老子哲學對中國哲學史貢獻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是他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他提出事物“反者道之動”的命題，發現了事物對立統一的矛盾關係。如在《二章》中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恒也。”《四十五章》中又說：“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躁勝寒，靜勝熱，清靜可以為 天下正。” 這些“美醜”、“善惡”、“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先後”、“盈缺”、“巧拙”、“靜熱”、“躁寒”等矛盾例證，說明了對立的雙方相互關係。這種矛盾、對立統一的辯證法思想反映了當時人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水準，也是老子對中國早期哲學的新貢獻，就這一點說，老子同時代的哲人皆無能企及。他將這種辯證思想用於社會事務與日常生活，也得出了許多精彩的見解。如“曲則全，枉則正，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二十二章》)“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固舉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三十六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四十一章》)“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丸成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六十四章》)“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拱。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七十六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莫之能先。”(《七十八章》)這些理論都為後世思想家繼承發揚。
        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諸子十家各派之學，都是在春秋末、戰國初“百家爭鳴”產生之後才逐漸形成的，各派的學術思想皆可在商周的文化思想中找出根源，然因以老子為標誌的道家學派的形成比儒、墨稍晚，在老聃之前是否有個孕育過程呢?馮友蘭認為“老莊皆繼楊朱之緒”(《中國哲學史》上冊，1930年初版)。楊榮國認為“楊朱是道家，且是道家的真正創始者”(《中國古代思想史》)，也有人不同意以上意見。或認為楊朱非道家，而是楊朱學派；或認為他是老聃的弟子。《莊子·駢拇》、《徐無鬼》等也講到楊朱，把他與儒、墨、楊、秉(指公孫龍)、惠施並稱，為五家之一。可見楊朱之學在當時確為一家。從《孟子·滕文公下》所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盡心下》說：“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圈)，又從而抬之。”這一方面說明楊朱學派影響之大，時代當晚于孔而早于孟。孟子一力辟之，以其為攻擊的主要對象。另一方面，也指出楊朱學說的主要觀點“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楊子也崇尚自然本性，正如《荀子·王霸》等記“楊朱哭衢”與“墨子泣絲”一樣，重視人與事物的本性。從其學說看，“貴已”與崇尚自然確與老子學說相近。如果說老子生於其後的話，其學說受楊朱影響是完全可能的。從這一點思考，說老學濫觴于楊朱學說也無不可。
        其實道家學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被劉勰《文心雕龍·諸子篇》稱為諸子之首的鬻熊。勰雲：“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余文遺事，錄為《鬻子》，子之肇始，莫先於茲。”今本雖為後人編輯，然必有古本為依，自漢唐等志及宋人書錄多有著錄，且列入道家可知。就學求觀點上看也近是。如《列子·力命篇》中講到人“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應順乎自然天性時於接引鬻熊及老聃的話作證，可以看出他們的關係。原文是：鬻熊語文王臼：“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說：“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巧得很，所引老子此語正是今本《老子·七十三章》中的兩旬，一字不錯，可證《列子》引文《鬻子》也必以古本為據。這段引文一下子把鬻熊、老聃、關尹、列子四人的傳承關係講清了。至此，可以把自鬻子到楊朱崇尚自然及“貴己”之說看成是早期老莊道學的孕育階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