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道教儀式史綱
|
自序
這本小書的原型是一篇學術會議論文。2002年,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勞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提出的研究計劃“儀式、諸神和技術——唐以前的中國宗教史”(Rituals,Pantheons and Techniques A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 before the Tang)得到了法國研究部的資助。該計劃的預期目標是出版一部多卷本的斷代中國宗教史著作,其風格大致與“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叢書類似。勞格文陸續約請了四十多位學者參與撰稿,為使稿件得到充分的交流和評論,2006年12月又在巴黎主持召開了與研究計劃同名的國際學術會議。本書的初稿就是向此會提交的論文,原有十餘萬字。會後不久我根據勞格文等人的意見和建議做了修改,並將修改稿發表於《宗教學研究》季刊(自2007年第2期至2008年第1期)。同時又按勞格文的要求將修改稿縮減近一半的篇幅,由他親自譯成英文,凝收入即將出版的會議成果《早期中國宗教》一書①。唐前道教儀式史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儘管《宗教學研究》發表的修改稿試圖較為完整地概括論述道教儀式在唐代以前的歷史演變過程,但因受寫作體例和篇幅的限制,仍有一些問題或資料未能觸及。徵得勞格文教授的同意,我在2007-008年間將其增訂為二十多萬字的專書,交付中華書局出版。此書除了修補《宗教學研究》季刊版的一些細節之外,主要在兩個方面做了較多擴充。一是引綠了部分關鍵材料的原文(必要時加以校勘),其目的是便於讀者核諸原文以確定拙論之是非,省去翻檢之勞。二是大量增加了有關南方方士儀式的論述②,其目的是全面深入地揭示方士儀式傳統的內容,彌補長久以來學界研究的不足。
本書的內容可以簡要概括如次:唐前道教儀式的歷史演變過程基本上是圍繞天師道儀式、方士儀式和靈寶科儀這三個儀式傳統展開的。在五世紀以前,天師道儀式與南方方士儀式各自發展,到東晉時期有了交涉,互相産生影響。自五世紀以降,融攝南方方士傳統、天師道和佛教的靈寶科儀興起,且因劉宋道士陸修靜加工整理而變得更加成熟完善,新舊各種道教傳統大都借鑒或仿效靈寶科儀,道教儀式向靈寶化的方向發展。南方和北方的道教儀式原有較大差異,至北朝後期,北方道教幾乎全盤採納南方靈寶化的道教儀式,南北道教儀式基本上趨於一致。
寫作本書的目的有四:
(一)發表有關唐前道教儀式史的一般性結論和總的看法。寫這樣的內容既符合勞格文教授研究計劃的基本要求,也在道教儀式史這個薄弱的研究領域有所創新。正如本書第一章“引言”所示,這個領域一直缺乏真正的通論性著作。本書不僅試圖填補這項空白,且有補偏糾弊的用意。以往的學者通常只是從個案考察的角度論及上述三個道教儀式傳統中的一個或兩個,而本書則同時討論了三個儀式傳統及其相互關係。我們認為,正因為過去的研究未能從整體上把握唐前道教儀式,“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所以産生了若干偏頗片面的結論或失當欠妥的看法。希望本書能夠引起大家同時注意到三個道教儀式傳統的存在,從而能夠重新審視道教儀式的歷史。我們對三個道教儀式傳統中最受忽視的方士儀式做了較多探討。過去有些學者將方士傳統與道教完全割裂開來,不承認方士是道士,他們研究的道教儀式也不包括方士儀式。本書摒棄了這個流行已久的看法。我們認為,從教義或思想層面去區分方士傳統和道教是非常困難的。從實踐或技術層面來看,方士傳統與道教通常是相通或等同的。我們在書中提供了大量文獻依據,其用意就是要證明方士儀式的確是道教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提供有關唐前道教儀式史的細節內容和論證。這樣做不僅是為書中的一般性結論和總的看法提供有力的支援,也基於其他幾點考慮:第一,唐前道教儀式史領域的成果總的說來太少,探討細節內容可以增加這個領域的知識,為今後進一步研究或撰寫道教儀式通史奠定基礎;第二,這個領域至今學界已有的共識不多,許多問題必須進行論證後纔能做出判斷或下結論;第三,唐前道教儀式史科相當豐富,涉及的問題也相當廣泛,絕非三言兩語就可以講清楚。有必要說明的是,由於本書的性質是通論而不是專題研究,仍有不少具體問題沒有展開做精詳的研究。不過這一缺陷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補足:一是作者本人已經發表或尚待發表的多篇專題論文(參見本書“參考文獻”)是寫作本書的重要基礎,本書已經參考利用了這些論文的基本材料和觀點;二是本人正在準備的另一部書稿《道教儀式研究——文獻、歷史和理論》將收錄目前已刊、未刊和即將撰寫的十幾篇相關專題論文,與此書可以相轉相成。
(三)為道教史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前人已對唐前道教的歷史做了根多研究,但歧說紛出,有些觀點從道教儀式史的角度來看似有修正的必要。例如,有人認為東晉出現的上清振和靈寶派是從天師道分化發展而來的新道派,從本質上說屬於天師道。但相關儀式資料顯示,天師道和這兩個新道派屬於不同的傳統。一個有力的證據是,天師道自成立以來就激烈反對祭杞,而承襲南方方士傳統的上清派和靈寶派均從事醮祭活動。又如,有人認為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的天師道與南方本土道教(包括上清派和靈寶振)存在矛盾、對立和排斥。但相關儀式史料顯示,它們之間存在密切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再如,有人認為北魏天師道非常排斥佛教,但寇謙之遺存的《老君音誦戒經》表明北魏天師道儀式大量借鑒和採納了佛教的戒律儀軌。
(四)對早期佛道關係的研究有所突破。本書初步揭示了佛教對早期道教儀式的影響。二十多年前,荷蘭萊頓大學許理和(Eric Zürcher)教授發表了一篇很有影響的論文(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criptural Evidence),此文至今對我們研究佛道關係都深有啟發。他曾從形式借用、概念借用、觀念或實踐借用等方面探討佛教對早期道教的影響,不過他幾乎未談到儀式方面的影響。本書討論的靈寶科儀可以對此做出補充。許理和還在他的論文中提出,道教是在自己較弱的方面(如宇宙論、倫理、因果報應)借鑒佛教最多,在自己較強的方面借用佛教很少。本書的研究則顯示,靈寶科儀是在已承襲了很強的本土傳統(方士傳統和天師道)的情況下大量借鑒和採納佛教儀式的,這種綜合外來文化和本土傳統的新儀式成了最有影響的儀式。關於早期佛道關係還有本書未做但非常有意義的一項學術工作,就是通過受佛教影響的早期道教儀式反觀早期流行中土的佛教儀式。由於漢譯佛經或中國佛教著述記載佛教儀式甚為簡略和分散,佛教學界又長期偏重佛教教義思想而非實踐活動的研究,中國早期佛教儀式史的研究至今還很薄弱。從靈寶齋和其他早期道教儀式不僅可以看出有哪些佛教儀式對道教儀式産生了影響,而且也可以反過來考察早期中國有哪些佛教儀式流行,並瞭解其具體的形式和功能。
我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曾直接或間接地受惠於我的一些師長、同事和親友。
我要特別感謝的是勞格文教授。勞格文教授是道教儀式研究領域的少數幾位專家之一。他不僅有豐富的實地調查經驗,也是道教儀式史研究的開路人。我能完成此書,首先是因為受惠於他的開山之作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aoist Ritual Through the T’ang(漢唐道教儀式史導論)和其他論著,吸收了他的不少觀點和意見。其次是因為最近幾年一直有機會在高等研究學院聽他講授唐前道教儀式課程,所受啟發甚多,也學到了一些研究儀式的方法。再次是因為勞格文教授經常在課堂上下和我討論,為我指點迷津,使我的研究及寫作不斷得到調整、修正和完善。最後是因為他仔細審閱了初稿和修改稿,提出了許多切實中肯的意見。可以說,如果沒有勞格文教授的指導和幫助,也不可能有眼前的這本書。事實上,我初次去法國聽他講課之前,還是道教儀式的外行,也沒有什麽興趣。勞格文教授不僅引領我走進了道教儀式研究的殿堂,還讓我參與他主持的研究計劃,負責撰寫有關六朝道教儀式的章節,自始至終對我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和鼓勵。我之所以能在短短幾年內寫出有關唐前道教儀式史的通論著作和其他相關專題論文,與他的精心栽培是分不開的。他比我年長一輩,卻一向像朋友一樣平等待我。雖然如此,我在內心深處還是將他視為我的老師,並想借本書出版之際向他公開表達誠摯的謝意和敬意。
築波大學丸山宏教授在巴黎會議期間擔任本書原稿的評論人,他對其中有關天師道儀式與靈寶科儀之關係的論述提出了十分專業內行的評論意見。感謝他的指點和會後的進一步交流,使我注意到我的論證有不夠嚴密之處,得以在後來修改時加以彌補。
我在巴黎會議期間和近期曾數次向美國道教學者柏夷(Stephen Bokenkamp)教授和祁泰履(Terry Kleeman )教授請教。他們的廣博學識和精闢見解使我獲益匪淺,對本書原稿的修改也不無裨益。
高等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徐玲雅對本書原稿的改進提出了一些寶貴的建議,特別感謝她最先提醒我應當對主題詞“儀式”做出界定。
法國遠東學院院長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教授是我初次去法國訪學的邀請人,他對唐末五代道教科儀宗師杜光庭和早期天師道上章儀式做過精深的研究。正是因為直接受其學問的薰陶,我後來對天師道儀式産生了強烈興趣,寫出了一系列專題論文,本書有關天師道儀式的論述也部分得益於他的啟迪。
法國高等研究學院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是著名道教儀式專家和國際道教研究權威,我初去法國適逢他在退休前最後一個學年講授道教課程,有幸親聆他的教學和言談,收穫倍豐。又承蒙他邀請去他的故鄉荷蘭參訪,私下賜教良多,讓我沒齒難忘。
高等研究學院的課堂是我在法國留學期間獲取知識的重要場所,我也從該院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郭麗英教授、河玉維(Sylvie Hureau)教授等講授的中國宗教課程中學到不少有用的東西。
我與高等研究學院在讀研究生林振源、潘君亮、唐雅(Tatjana Radivojevic)、黃鬱琁、張惠明、施品曲和已經畢業或離校的宗樹人(David Palmer)、郭艾思(Gré goire Espesset )、史格偉(Patrick Sigwalt)、金大烈(Kim Dayeol)、風儀成(Olivier Venture)、賀旦思(Dimitri Drettas)諸君交流甚多,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識。
華裔學者吳其昱老先生是已故漢學大師戴密微(Paul Demié ville)的高足,通古識今,學貫中西。我在法國常蒙他不吝賜教,得以分享他的無窮智慧和經驗。
在法留學期間我常去法蘭西學院高等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查閱資料,感謝該館工作人員岑詠芳女士、王家茜女士、姜華先生、方玲女士、史淩飛(Delphine Spicq)女士給我提供了很多方便。
我也要感謝曾經資助我在法國研究道教的下列機構: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eaise d’Extrême-Orient)、法國研究部(Ministère de la Recherche)、法國高等研究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近年來我多次往還中、法之間,得到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領導和同事的理解、支持和幫助。我常從本校歷史系張勳燎教授、本所丁培仁教授問學,與本校中文系劉長東教授、考古學系白彬教授相互切磋交流,學到許多我欠缺的東西。本所特聘教授、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欽偉剛先生賜教頗多,還幫助我解決了閱讀日文道教研究著作遇到的不少困難。
北京大學王宗昱教授曾向中華書局鼎力推薦出版拙著,熱忱扶植學術之精神令人感佩。
香港蓬瀛仙館慷慨提供資助,使拙著得以順利及時地簽約出版。在此,我謹向該館第十八屆理事會理事長李宏之先生、諸位元元元理事和負責聯絡資助事宜的陳敬陽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謝。
還應感謝中華書局朱立峰先生,他仔細審閱了書稿,為編輯出版此書費了不少心力。
我的妻子常虹一如繼往地支持我的學術事業,她陪伴我完成本書的寫作,還承擔了全部列印工作。我對她的感謝是無窮無盡的。
最後不能不說的是,我在校對本書期間遭遇了5.12汶川大地震。電子郵箱中還保存著震後幾天給一些朋友發出的一份郵件,特轉錄於此,以誌紀念:
親愛的朋友:
自5月12日四川大地震發生以來,由於餘震不斷,成都市的樓房每天都有搖晃。我住在密集的高樓區,感覺很不安全,這幾天都和家人帶著衣物行李在外避震。今日回家上綱,想向大家報聲平安,也感謝你們的關心和問候。我的家人、我在成都的同事和朋友以及我本人都安然無恙!與重災區鄉親比較而言,我們算是非常幸運的。
大劫之後小命猶存,我不能不在內心深處感謝護佑我的所有神靈。很難用三言兩語向你們講清楚我經歷大地震的強烈感受。當時我一個人在家,正在專心校對即將出版的書稿,忽然聽到書櫃吱嘎作響。我沖出書房,來到客廳,看到樓層左右搖晃,劇烈抖動,一下子意識到地震發生了,大限來臨了。我的眼前一黑,絕望地準備面對死神。但不知為什麽手摸到了門鎖,遂奪門而出,從五層樓跌跌撞撞跑到底樓,與其他驚恐的居民一起勝利大逃亡。這是我第一次有瀕死的體驗。事後回憶起來,覺得頗像天才詩人海子所寫的:
死亡,那是進入了永恆的黑暗,
一萬年和黑暗抱在一起。
有了這次瀕死體驗,我更覺得生命是如此的短暫、脆弱和可貴。如果不能在有限的人生歷程中做一些有益於人類的事情,實在是太可惜了。儘管現在還心有餘悸,我極力讓自己平靜下來,盡快擺脫災難的陰影。
在給你們寫這封信時,我住的樓房又搖晃了幾下,樓上的一些居民又往樓下跑。我和家人在桌旁躲了片刻,鎮定了一下,繼續給你們寫完這封信。
願明天的第一道陽光就照亮我們,也照亮所有死難的同胞、身處險境的災民和救援人員!我相信,明天的生活依然很美好!
呂鵬志
謹識於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
2008年6月26日
您的評論: 注意: 評論內容不支持HTML代碼!
顧客評分: 差評 好評
請在下框輸入驗證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