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梵宇
序言
佛教傳入中國已兩千多年的歷史。在這悠長的歲月裡,隨著時代的昇沉變幻,遭遇到無數次的浩劫。幸賴佛法的真諦不滅,歷代高僧大德的睿智弘揚,行力堅強,克服種種障礙,抵禦了無數次的淒風苦雨,提昇佛法的智慧,使佛教理念在中國得到認同,並且和中國固有文化結合,加強了東西文化的共識,推動世界淨化;令社會祥和、清淨、安定和更有意義。
我們秉承教主 釋迦牟尼佛所宣揚的教義“慈悲喜捨”來化度眾生,點燃佛法智慧的明燈,像慧日般的普照世間,燈燈相傳,奕葉繁衍,佛法得以昌明。
早霑法雨
1999年,是香港佛教值得永誌的一年。香港市民終得在本年開始,每年農曆四月初八享有佛誕公眾假期,藉以淨心省身,滌除業障,自修福慧。這盛事得來不易。自1841年殖民者割佔香港以來,本地居民雖華洋雜居,但以華人為主,且大部份人士對佛教十分尊崇,但由於前政府的不公平處理,港地只有西方的宗教假期。近幾十年來,香港佛教界人士和社會各界人士,已經盡各種努力,積極向港府要求將佛誕列為公眾假期。 1996年1月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等,收集全港八十多萬佛教徒和大多數市民的支持簽名,鄭重提出要求,將佛誕列為公眾假期。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以後,經特區行政會議議決,佛誕公眾假期終於落實。1999年的佛誕公眾假期,是佛教界十多年爭取的圓滿成功,也是近一百年,乃至迄今為止香港佛教發展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香港是一個福地。藉著濱海之便,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城市,而且得以飛速發展。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由於地處海隅,香港也可能是當年首先接觸佛教的地區。佛法東傳的路線,一般來說有兩條:一條是陸路,從印度經中亞細亞,西域至中原;一條是海路。學術界過往雖多數主張陸路先於海路,但其實孰先孰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民國時期,梁啟超先生認為:“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見梁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輸入》。伯希和《牟子考》也說:“當紀元一世紀時,雲南及緬甸的通道,二世紀時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為佛法輸入所必經”馮承鈞更在《中國南洋交通史》一書中斷言道:“南海一道亦為佛法輸入之要途--------是欲尋究佛教最初輸入之故實,應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最近,現代學者根據最新的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力圖證明海路的重要意義,如吳廷璆、鄭彭年所撰之(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在南海一道中,香港的屯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羅香林居士指出:“凡波斯,阿刺伯,以至印度與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其海舶欲至中國者,每乘風向東北駛,抵中國海後,則先集屯門,然後轉棹駛入廣州等地。而自廣州出海的中國船舶,或回航諸番舶----然後經屯門出海,而至中南半島”(見羅著《1842年之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可見屯門實出入廣州所必經之地。
不過,應該承認,香港得到早霑法雨,也只是佔了交通之便而已。
人間佛教
從中國佛教的發展歷史看,佛教與社會發展之間必然呈良性的互動關係:佛教能淨化人心,造福社群;而社會的發展,也被佛教影響因而擴大,佛法深入民心提昇人的品質。唐代時,禪宗六祖慧能更提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覓兔角。”的“人間佛教”思想,佛法與社會的關係由此更為圓融而密切。六祖的人間佛教理論亦為後世商人文化的興起和清末民初居士佛教的蓬勃提供了精神上的資糧。
初建於明代宣德年間的元朗錦田淩雲寺,其建寺緣起於一個孝義故事(詳可參本畫冊淩雲寺一章),目的是供鄧族寡母“黃氏奉佛修養。又設父洪儀木主室內,以樂黃氏餘年。”(宋學鵬《淩雲寺史》)據記載,該寺前身只是一私人靜室,影響似乎不大。其實明代是中國宗族制度的發展時期,孝道乃宗族制度不可缺少的精神基石。以佛彰孝,佛法與孝道之間的積極互動可以想見。夏村靈渡寺先父寵榮公軼事碑記》,卻從所記靈異事(詳可參本畫冊靈渡寺一章)中得出結論:“然佛亦人情----慈悲默佑,總不外乎倫常。人毋庸於虛幻中求佛,祇於真實中求佛。”將孝道倫常也包羅於佛法之中,卻又是以孝證佛的一例。但基本上,在香港開埠前,本地佛寺數目並不多,而且以鄉祠性質為主。
道光二十年(1840年),靈渡寺重建落成典禮的鞭炮聲中,英國發動了對中國的鴉片戰爭,1841年割佔了香港島。香港歷史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開埠後,憑著濱海之利,後來又因內地政治風暴、經濟波動給香港造成的有利環境,所以香港經濟發展極為迅速。而佛教也在這大背景下,突飛猛進。
1900年,當時香港的人口已增至三十八萬。由於國家頻危,傳統價值觀又在西方潮流的衝擊之下顯得風雨飄搖,世道人心極為迷惘,加上嶺南民俗自古淫祀成風,各種迷信在社會上蔓廷起來,亟待正信佛教予以匡導。民國初午,羅浮山妙參老法師來港,他發大弘願,在香港建成了第一間尼眾十方叢林“淩雲寺”。而且,妙參法師更於1918年,在淩雲寺首開港地傳戒之先河,成就巨大。事實上,末法之世,戒、定、慧三學,尤以戒律為佛子之本,若戒律不嚴,則一切佛法不能成就。妙參法帥為香港佛教突破鄉祠影響,建立正信佛教奠下了良好的基礎,使佛教安定人心,匡導迷失的思想發揮應有的作用。此後,內地高僧來港定居者亦逐漸增加,釋門開始顯現蓬勃生機。
入世苦行
與此同時,在中國內地,佛教又呈現出復興的新氣象。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居士佛教,提倡入世苦行的精神,匡時救世。當時乙太虛大師為首的改革派又提出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的口號,鼓吹佛教復興,並以內鑄佛學真義為基礎,外融新學思潮,應機說法,建立了富有時代文化特徵的“人間佛教”新體系。救世、救心雙管齊下,一時之間,無論佛教的文化事業、佛學教育、佛學刊物等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展。
這新風氣很快也吹到香港,加速了香港城市佛教的產生和發展。1911年,妙參法師設延祥分院於中環士丹頓街;l9l6年,名流潘達微、陸蓬山、吳子芹、盧家昌、陳靜濤、羅嘯嗷等居士創立首間佛學會;1918年,盧家昌居士又在西環屈地街設立極樂院直接在市區闡揚佛教。這是在市區弘法之始。迨至1920年,當時香港的人口已達到六十多萬,且大部份居住於市區。太虛大師適於此時訪港,在“名園”講宣三日,開創了香港前所未有的演講佛學風氣。1922年,定佛比丘尼首創在市區內舉辦念佛法會,由妙善法師主持,若舜法師協助,參加者絡繹不絕,盛況空前,使港人對佛教儀規又多一種體驗。自此之後直到戰前,香港佛教愈趨蓬勃,內地大德,如寶靜、慈航、虛雲、若舜等大師均先後來港弘法。本地法師也經常舉辦法會,而寺院、精舍、城市佛教道場亦紛紛成立。在此期間,佛教界亦初步開展了社會公益事業,以實踐弘法利生的宗旨。如東蓮覺苑於1930年開辦寶覺義學於波斯富街、香港佛學會1932年開辦義學收容貧苦兒童,又在港島大道東創辦贈醫施藥診所等。
慈光遍照
1941年年底日軍侵佔香港,佛教發展基本停頓。三年零八個月之後,香港重光,百廢待興。何善衡居士在《大光中學創校卅年特刊發刊詞》記述,時因見“失學兒童流浪街頭,殊甚憐惜!釋慈祥校長秉承佛陀慈悲精神,遂於大光園內撥出祖堂三間,闢作課室,收容失學兒童。所有學雜費用,一律豁免,還給予書籍文具等。”可以說,戰後的香港佛教,正是以這種慈悲的胸懷作為重新出發的起步點,不離社會,關懷孤寡老弱,淨化心靈,從而呈現與戰前不同的面貌。
戰後,由於中國大陸爆發內戰,許多人避難南來,資金與人口大量湧入香港。據估計,從1946至1950年間,從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不下五億美元。而人口也在迅速增長,到1947年,香港人口已達一百八十萬人,超過戰前最高水準。這是戰後香港經濟重建的要基礎。
而在佛教方面,重建工作亦亟待進行。時駐錫香港的法師們有感佛教的興盛,首要條件是團結、亙助與合作。因此,在筏可、海仁、靄亭、覺光等長老的推動下,聯合了林楞真、王學仁和陳靜濤等居士於1945年的秋天,創辦了香港佛教聯合會。筏可法師任首任會長。佛聯會是戰後香港佛教的重要組織,意義十分重大,而且影嚮深遠。及至1949年,中國內戰加劇,大量僧眾南下,使香港佛教開拓出一個千載罕見的新局面。這是戰後香港佛教重建的體證。特別是由倓虛大師主持的“華南學佛院”,成立於1950年,是香港首間僧校。學僧主要是來自北方地區和上海。他們在此半工讀,艱苦備嘗,體驗了生命的尊嚴和價值,磨鍊出堅強的意志,為日後香港佛教的發展開闢出新的局面。
法雨普施
從六十年代開始,香港佛教邁向新的發展階段。其重要的特色是,具有不離世間的自覺和在世苦行的決心。佛教界通過辦學校、建醫院、安老、慈幼等工作,累積不少的經驗和資源,並循序漸進地邁向現代社會。弘法的形式亦隨社會的發展漸趨於多樣化,除講經念佛以外,還有短期出家、夏令營、佛學班、展覽、空中結緣、影音製作、戲劇表演等等。當香港社會進一步邁向國際化的時候,香港佛教與外地佛教的交流不斷增加,不少本地法師弘化海外,渡生無數。而外地法師也越來越重視到香港來做弘法的工作,他們除了蒞港講經外,不少更成立道場,接引信眾。
今天的香港佛教,經過逾一千五百餘年的發展,終得到偉大的成就,躍然香江,利濟眾生。各道場亦因時制宜,因人施教,務求法輪常轉,佛日增輝。從茅蓬、淨苑而至佛寺禪林;從北傳各宗而至藏傳、東傳,均各具風貌,各顯特色。既有殿宇莊嚴、蜚聲國際的名寺;亦有專供淨修、少見人跡的深山淨苑;既有歷史悠久、靈光閃耀的郊外古刹;亦有法筵常開、法鼓雷鳴的市區精舍。燦爛圓融,人間淨土,令人景仰。
我們素有宏願,希望用圖文並茂的方式,為香港佛教的千年燈焰續作燃點,為其現狀留照,以便承先啟後。惜因緣未到,雖然幾經努力,惟限於時間、人手和篇幅的關係,加上部分道場以淨修為主,婉言謝訪,故這次編纂未能將全港大小道場全數網羅。採訪過程中,亦有聞誤、筆誤之類。但可告慰的是草創之始,尚望佛門同道,社會各界,賜予匡正,以期日後編纂更全面、準確反映當今香江佛門面貌的卷帙來。幸甚﹗謝甚﹗
編後語
《香江梵宇》畫冊的出版,是在總監修永惺長老的主力倡導和全力推動下得以順利進行的。永惺長老很早以前便有此宏願,想通過畫冊的形式,將香港佛教發展的歷史及現狀紀錄下來,以廣為推介,留存後世。值香港佛誕公眾假期首度實施的前夕,為使盛事更錦上添花,永惺長老決心落實畫冊的出版工作。他在百忙之中,親自主持成立了出版委員會,邀請了諸山長老和文化界知名人仕擔任顧問和編輯委員,並禮聘了多位出版專業人員和攝影名家,指導他們踵門逐家拜訪寺院,廣發諮詢表格予各梵宇,積極搜集資料。在畫冊初稿完成以後,他又親自審閱全稿,具體給予修改的意見,使畫冊的質量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在永惺長老的督導下,這部包羅約一百所寺院,涵蓋香港佛教兩千年發展的大型畫冊,從確定出版到印刷,只用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就終於圓滿出版,趕及作為香港佛誕公眾假期首度實施的隆重獻禮。作為畫冊的具體編輯工作人員,雖然因為要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的採訪、攝影、文稿、編輯、設計、製作等工作而勞累不堪,但千山過後,我們仍然對此感到萬分的欣喜和榮幸。
不過,由於時間實在是過於倉促,畫冊的許多方面的工作也許做得並不是太完美,甚或還有某些錯誤的地方,這應該主要由我們負責,並懇請讀者諸君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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