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龍地區宗教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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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龍屬松潘縣,自古以來就是多個民族雜居,幅員遼闊,人口繁盛,農林牧業共同發展的地區。自先秦在岷江源設置湔氐縣,漢族人就進入這個氐羌民族地區生活,漢民族在松潘地區的基本格局開始穩定下來,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設置“松州”。現存的松潘縣城大悲寺就始建于唐天寶年間。而“松潘”之名起于明初,今殘存的部分松潘縣城古城牆就是明洪武年間所建,至今已有七百年歷史,城門洞兩側的浮雕依然清晰可見。清代松潘設松潘直隸廳,民國改為松潘縣(包括今天的九寨溝縣)。從文化生態的區域位置看,松潘黃龍處在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邊地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接點上,是縱貫四川盆地西部邊緣地區的“漢藏文化走廊”的北部起點,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碰撞與交流成為這裡的必然。作者眼光獨特地選取該地區典型的多民族融合的歷史來作為探討研究多種宗教融合的事實,進而探索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形成與凝聚的根源與契機,都是非常有現實意義和價值的。
早期道教之一的天師道即“五斗米道”,為什麼選擇成都平原及其北部山區為中心創教、傳教,實際上還是與這一地區秦漢以來漢族和周邊氐羌民族普遍的巫鬼信仰有密切的聯繫。古代各個民族的巫鬼信仰為早期天師道的形成與傳播準備了廣泛的群眾基礎,提供了可以借鑒、改造的組織形式和崇拜儀式。早期道教的“祭酒”,既繼承了上古國家祭祀官職的稱謂,而其活動又還帶有民間巫師特點。正如這本書中所展現的那樣,我們現在可以從黃龍松潘地區多民族文化中很容易地發現:松潘腹地的黃龍溝深處本來應該是藏族群眾居住區域,但幾百年來卻有道教的黃龍觀兀然矗立在那裡。而雪寶頂神山輝映之下,藏傳佛教寺廟、苯教寺廟、伊斯蘭教清真寺、漢傳佛教廟宇和道教宮觀,至今在整個松潘各處相映生輝、共同繁榮。這樣的描述和歸納,的確能夠給讀者深刻而具體的印象:松潘黃龍地區歷來是各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共同發展交流的勝地。據史書記載,僅僅松潘縣就有崇拜關聖帝君的廟宇十數處。道教宮觀和眾多關帝廟幾百年來的客觀存在,一方面說明松潘黃龍地區明清以來是朝廷安定康藏地區派兵駐守的要地,這些部隊成員以漢族人為多,武聖關帝就是漢族駐軍崇拜的代表“忠義”的神仙;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古代松潘地處四川、青海、甘肅的交界處,緊鄰漢藏雜處的西康地區,“北望河湟,南通巴蜀”,是溝通中國西南和西北的交通要地,草地的馬匹、藥材、毛皮等和內地的茶葉、糧食等經由這裡得到交換,特別是松潘縣城商賈雲集,成為整個商路上最為重要的商品貨物集散地,巴蜀之地來的漢族商賈帶來了道教的財神崇拜,而關羽正是“財神”中影響最廣泛的一位。這些都給予讀者一個生動印象:當地各宗教和諧相處、相互吸收,當地各民族群眾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當地各民族文化和諧交流、自然融合。
本書作者努力通過對黃龍松潘地區自古以來多民族和諧共處、多種宗教相互交融吸收的事實的勾輯闡發,論證中華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長期不斷交流融合創新而形成的主題,其實也是我們今天全國各民族團結奮鬥建設和諧社會的歷史基石和文化支撐。這一主題是深刻的,也是現實的,這是這本書最大的成功和收穫所在。
這本書還有兩個方面值得贊許,一是作者隊伍是由宗教學專業的專家學者與黃龍松潘的實際工作者相結合組成的。專家學者方面的課題組負責人潘顯一是我指導出來的博士,而課題組主要成員又是他指導的博士研究生,以他們的學術和理論的基礎來做這課題的研究也是有條件、有優勢的;黃龍景區管理局唐思遠局長作為實際工作者方面的課題組負責人和其他成員的參與,說明景區管理局黨政領導的重視、投入的程度。我想,正由於這兩個方面積極性的結合和相互補充,這本書才顯得那麼扎實、有力度、有現實感,它也是政府和學校結合研究的產物。二是這本書是學術研究和文化宗教知識普及相結合的產物,其選題的意義,材料的精練詳實,學術理論的扎實,文字的平易自然活潑,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學術性和可讀性也就有機地結合到一起了。因此,這本書在描述宗教交流與融合的歷史和現狀的時候,不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說時時有創新的思想閃光閃現,而且保持了民族宗教文化的原生態的新鮮感,保持了作者對於民族文化的熱愛與感情。因此,這本書不但是學者書,更是一般讀者可以開卷有益、開卷有味的民族文化的普及書。這本書的成功,再一次證明我們從事的宗教學術研究,也可以是很現實的。
聽說這本書的合作雙方還要繼續合作,我也祝願他們能取得更多的合作成果,拓展更廣闊的學術探索和弘揚民族文化的新天地。為此特在叢書總序之外另擬此序為賀。
卿希泰
2010年4月20日於川大農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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