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莊子的弟子魏牟與公孫龍曾談論過莊子。魏牟說莊子的思想“無南無北，奭然四解，瀹於不測；無東無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道”，他認為公孫龍的認識水準尚未達到分辨是非的境界，以這樣的認識水準來窺測深奧的莊子，“是猶使蚊負山，商蚷(蟲名，又稱馬蚿)馳河也，必不勝往矣”（《秋水》）確實，莊子高妙玄遠的思想不是只懂“合同異，離堅白”的公孫龍可以理解的，就是莊子的辯友，先秦時期著名的思辨家惠子也未能完全理解他。
        莊子和惠子在討論有用無用問題時顯示了他們思想上的差異。
        惠子說：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在惠子眼裡，大樗樹既不能生長果實，又不能製作建材，是大而無當的無用之物。
        但莊子並不這樣認為：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從自然逍遙的觀點看，這棵大樹枝葉茂盛，婆娑蔭映，蔽日來風，給人們提供了賞心悅目的憩息環境，怎能說是無用的呢?
        從保全生命的角度看，這棵人樗樹正是因為世俗之人以為無用而免去了刀斧之災，因此而得盡其天年，哪裡還會有什麼困苦呢?
        可見理解莊子需要超越常態的思維方式，擺脫狹隘的功利觀念。《莊子》一書中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不少。這也是我對莊子心儀已久但始終未敢深涉這一領域的原因。
        《莊子十講》，旨在向讀者通俗介紹莊子思想，但尋找合適的作者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正在躊躇之際，我的朋友陳甯甯說她和她的朋友願意擔當此事。我很吃驚，因為在我想來，研談莊子的大都是飽經滄桑的老年人，他們幾個年輕人能行嗎?
        但陳甯寧的一番話打消了我的顧慮。她說：“儘管我們沒有高深的學識，但這不妨礙我們與莊子精神的溝通。因為莊子和我們一樣，也是人，他有人的感情，有生存的需求，也有成就的欲望，因此他的人生必然會經歷痛苦，面對人生的苦難尋求精神的解脫，這就是我們理解的莊子。循著他的思想軌跡，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構建他的思想體系，最終完成他的精神解脫的……因此，我們與這位兩千多年前的古人仍有溝通的現實可能性。”
        現在由陳甯甯、楊宏聲、李毅強、李衛、顏世安、韓秉方、盧國龍、夏金華、朱義祿等人合寫的《莊子十講》呈現在我的面前。這是他們根據自己對莊子的理解，不拘一格的自由淡。他們是不是真正理解了莊子?這有待于讀者的評判。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他們的莊子談還是很有新意的，尤其在思想表達和體例運用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嘗試。
用莊子由儒及道的心路歷程來代替莊子其人其事的生平事蹟的介紹，是頗具匠心的。儘管莊子的思想是否由儒家演變而來在學術界尚未有定論，但這不妨礙給讀者提供一種對莊子思想體系的理解。讀者可以追隨莊子思想的發展軌跡，去觀照莊子的思想體系，去遊覽莊學的玄妙境地。這種由點向面的輻射，概括了莊子研究的許多方面。
        但需要指出的不足之處是，他們的筆談對莊子的消極影響很少提及。這可能是出於他們對莊子的偏愛吧!他們較多地談到了莊子思想的特點以及對思想史的重大影響，卻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莊子對中國人民族性格形成的消極影響。許多中國人性格中存在的不求進取、不思創造安於現狀、得過且過等惰性，都可以追溯到莊子消極無為的思想。
        誠然，人生是艱苦的，在不甘於平庸凡俗的人那裡，是一場無日無止的鬥爭”（羅曼•羅蘭語)。在這充滿遺憾、缺乏詩意的物質世界，人生有數不清的苦難。莊子的深刻之處在於揭示了世界的荒謬、人生的無奈和人為外物役使的悲哀。但莊子給處於痛苦命運中的人們提供的精神出路並不正確。“心齋”、“坐忘”、“逍遙”、“超越”這些名詞看來各異，但其實質為一，都是宣揚一種逃避現實思想，主張由外物向內心回歸，放棄與外界抗爭。這種思想和行為，對個人而言，也許能營建一個平靜的內心世界，可以化解憂慮煩擾，能夠達到身心健康，從而延長個人的生命。但對整個民族的進化來說，卻為害甚大。逃避現實往往形成萎縮的人生，崇尚萎縮的人生，就可以導致整個民族精神的退化。
        痛苦對人生並非毫無價值。真正的強者絕不會逆來順受逃避現實，而是不斷地與命運抗爭，以堅強的意志力來戰勝人生的苦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對人生意義更加深刻的理會是《易經》的“天行健，君子以以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以及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豪邁氣概。在中外的偉人中，我們敬佩面對人生的苦難絕不屈服，不斷地與命運抗爭的德國音樂家貝多芬。敬佩與貝多芬採取同樣人生態度的中國偉人毛澤東。
        “夫以五千之卒，敵十萬之兵；策罷乏之軍，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鬥不可也。”此為毛澤東青少年時代《講堂錄》之名句。貝多芬英雄交響樂以奮鬥為主旋律，毛澤東之人生，亦以奮鬥為主旋律。即使處人生低谷，如國民革命之失敗，愛妻之殉義，長征之鐵流，帝修反之圍攻，“文化大革命”之挫折，毛澤東均以奮鬥之姿態面臨之。毛澤東時有“運去英雄不自由”之長歎，但絕無“紅塵已破萬事休”之悲鳴。他並非完人，但依然為歷史碑林中身軀偉岸之雄傑。
        毛澤東的人生態度與莊子迥異。但他並不全部否定莊子思想。毛澤東與魯迅一樣，都是莊子的批判繼承者，他最善於從厚積的莊子遺產中挑揀最美麗的最珍貴的寶貝。
        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引述莊子《天下篇》“飛鳥之景，未曾動也”，說：“世界上就是這樣一個辯證法：又動，又不動。淨是不動沒有，淨是動也沒有。動是絕對的，靜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頁)
        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與周培源等學者談話時，評述日本物理學家阪田昌一(1911一1970)的物質無限可分的文章時，引述莊子“一尺之棰”典故發揮說：“莊子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一個真理，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無窮無盡的。宇宙不僅從大的方面來看是無限的，從小的方面來看也是無限的。”又引述莊子的“庖丁解牛”典故說：“分析很重要。‘庖丁解牛’就是因為他掌握了分析的要領。
        恩格斯在接觸醫學時，就很重視解剖學。”(《懷念毛澤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頁)
        毛澤東在文章和詩詞中還多次引述莊子《逍遙游》《秋水篇》的典故  。
        莊子其實是我們智慧的開發者，文學的引路人。
                                                 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