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領導幹部讀歷史應當從讀《群書治要》開始

劉餘莉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西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于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十六歲隨父從軍，起義平定動亂的社會，戎馬倥傯十餘年。二十七歲即帝位後，偃武修文，特別留意於治亂之道，休生養民。太宗英武善辯，遺憾早年從軍，讀書不多。鑒于前隋滅亡之失，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在位期間，鼓勵群臣進諫，批評其決策過失。於是令魏征、虞世南、蕭德言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編輯成書。它的內容是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節選而成，上始五帝、下迄晉代，擷取了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要內容，共五十卷，五十餘萬字。

    書成之後，魏征在序文中稱之是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唐太宗讀《群書治要》後，在《答魏征上<群書治要>手詔》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觀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他認為此書廣博而切要，特令繕寫十餘部，分賜太子及諸侯王以作從政龜鑒。他自己更是日日閱讀，在總結閱讀此書的感受時說：“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見《貞觀政要》)。可見，該書不僅是魏征向唐太宗進諫的重要理論依據，也是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思想源泉和施政參考。其中所記載的治國之道，特別是關於國家盛衰的經驗和規律，具有普遍的價值，因此也是歷代為政者必讀的經典。

    相對《資治通鑒》而言，這部更為廣博切要的治世寶典之所以鮮為人知，是因為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明，《群書治要》一書至宋朝初年就已經失傳，《宋史》亦不見記載。幸運的是，《群書治要》一書被遣唐使帶到了日本，從此它不僅成為日本歷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從政的准則，更成了日本人學習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西元13世紀，《群書治要》在日本被發現。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鐮倉時代(一一九二 ---- 一三三0年)日本人手寫《群書治要》的全帙，因此得以傳世。並於清乾隆六十年，由日本人送回中國本土。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台灣分別以此版為底本影印出版。此書雖得以重返中國，但是由於之後的戰亂頻繁，很少有人深入研學。幸有通達並以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當代大德在講座中屢次談及此書，才使得這一部治世寶典重為世人所關注。

    《群書治要》作為一部資政巨著，其中既有明君治國的經驗，也有昏庸敗政的教訓；既有忠良輔國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實錄。

    從格物、致知一直到治國、平天下，可以說完全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治國智慧，堪稱治世寶典，是深入學習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研究中國傳統治國理念、汲取中華傳統智慧的必讀典籍。

    孫中山先生曾在《三民主義》講演中(《民族主義》第四講)說：“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也說：“能夠真正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唯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今日世界亂象紛呈，沖突不斷，歸根結底是因為西方忽視了宗教教育，東方忽視了聖賢教育，因而人心墮落所致。而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中國特色的文化，也必須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避免“異體移植”的弊端。特別是古聖先賢留傳至今的治國智慧、理念、方法、經驗與成效，均是經過歷史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作為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可以說，《群書治要》對於繼承中國傳統治國理政思想，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有益經驗，對于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2001年2月25日，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勛為《〈群書治要)考譯》題了“古鏡今鑒”四個字，勉勵領導幹部和後人重視學習此書。2009年，溫家寶總理在出訪西班牙時，特別引用了《群書治要.昌言》中的一句古詩來激勵西班牙的海外學子：“‘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只要我們一心一意，堅定意志，就沒有戰勝不了的困難。”從中可見溫家寶總理對這一治世經典的熟悉。

    領導幹部從深入研讀《群書治要》開始讀點歷史，瞭解古聖先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精髓，可以使得各級領導幹部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有益經驗，學習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從中獲得精神鼓舞，升華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優良品格，培養浩然正氣，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認真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經受住‘四個考驗’，防止‘四個危險’，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斷做出自己的貢獻。

    但鑒於《群書治要》一書內容豐富，原文是文言文，對於現代日理萬機的領導幹部而言，很難深入把握其中的精髓。因此，本書作者在熟讀《群書治要》的基礎上，介紹了《群書治要》的編撰、流傳歷史、系統梳理了《群書治要》中的治國理念，並將其概括為天道、德治、仁義、禮治、樂治、教育、用人、治政、民本、經濟、外交軍事、納諫、吏治、抗災、因果、女德、憂患等十八個方面，並指出了學習《群書治要》的正確態度。相信這本書的出版和廣泛傳播，對於繼承中國傳統治國理政思想，對於理解《群書治要》的精髓、汲取中華聖賢教育的經驗、培養高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