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與傳統兵學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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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國學”一詞最早見於《周禮•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其中所謂“國學”實際上是指上古時期國家設立的學校。隨著歷史的進展，“國學”的內涵逐漸發生演變。到了近現代“國學”成為指稱我國特有學術的一個術語，其外延是以儒、道、釋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涉及古代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學、科學等諸多領域。本文庫正是從廣義上使用“國學”概念的．至於“新知”既意味著新的領域、新的視野，也意味著新的探索、新的認識。由於國學的範圍相當廣泛，這套文庫當然應該有所選擇，關注那些具有新發現、新觀點的成果，這就是為什麼將“國學”與“新知”合成的用意所在。從文稿選擇的立場看，既然是“國學”，則入選的文稿必定是傳統文化方面的；既然是“新知”，文稿如果僅僅反映傳統文化內容，還是未能符合要求的，必須是兩個方面的特質兼備，才能進入這套文庫之中。也許組織者對文稿的選擇不一定準確，但不論情況如何，“新知”乃是編纂這套文庫的初衷，表達著一種願望、一種追求，一種目標。
熟悉中國文化史的人們不會忘記，近現代的“國學”概念是為了與“西學”相區別而建立起來的。l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轟開了古老中國的沉重大門。在列強的槍炮聲中，西學伴隨著傳教士的腳步，悄悄地在中華大地上播衍。l894～1895年，甲午中日海戰，歷來以幅員廣大、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國敗給了地域狹小的以資本主義文明武裝的東鄰目本。這場戰爭震驚了中華民眾，許多學人開始質疑傳統文化的經國效用，轉而欣羡西方文明的強勢。20世紀初，由一部
分激進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把矛頭
指向封建文化。在激烈的破“舊”熱潮中，一些仁人志士憂心中國
文化命脈的延續問題，遂宣導整理國故，發掘國粹，如l905年2月
23日創刊的《國粹學報》、章太炎創辦的“國學講習會”等均體現
了此等努力方向。當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分別設立國學門和國學
研究院，為國學熱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礎。l922年1月，北京大學創
建國學門，這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最早以歐美研究機構為模式建立起
來的研究所，也是在“整理國故”、“學術獨立”的呼聲中第一個以
國學研究為主旨的學術根據地。其後，1925年9月，清華研究院國
學門誕生。這兩大國學專門研究機構，延聘王國維、陳垣、陳寅恪、
梁啟超、趙元任等為導師，彙聚文史哲的諸多一流學者，培養了一大
批國學人才，他們辦會編刊，著書立說，以維護中華學統為己任。學術先輩們的豐碩成果和弘揚民族傳統的執著精神展示了一種思想境界，也為當今我們組織編纂《國學新知文庫》提供了精神資源與可以借鑒的經驗。
如果說任何一種計畫都有特定文化因緣的話，那麼我必須承認廈門大學早期的國學研究傳統乃是組織編纂《國學新知文庫》的原初動力。早在1926年10月10日，廈門大學就創辦了國學研究院。當時的校長林文慶自任院長，並且敦聘久負盛名的沈兼士先生任研究院
主任，林語堂先生任研究院總秘書，張星烺先生、顧頡剛先生、魯迅先生等名家任研究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前來廈門大學之後，把國文系改稱為國學系，擬以國學系作為國學研究院的依託，把國學教育與國學研究連接起來。當時國學研究院設置歷史古物組、博物組(指動植礦物)、社會調查組(禮俗方言等)、醫藥組、天算組、地學組(地文地質)、美術組(建築、雕刻、瓷陶漆器、音樂、圖繪、塑像、繡織、書法)、哲學組、文學組、經濟組、法政組、教育組、神教組、閩南文化研究組；制定了詳細的研究規劃，包括研究生的招收與培養方案等；還籌辦兩種刊物，一為《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一為《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週刊》，後來季刊只編好創刊號，沒有出版，週刊於1927年1月5日創刊，實際出版三期，發表文章十多篇；另外，也計畫出版“國學研究院叢書”。可惜的是，由於校董陳嘉庚先生實業遭遇困難，經費緊缺，叢書出版計畫最終沒有付諸實施。回顧歷史，我每每被廈門大學早期那些致力於國學研究的大師們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但也為當時“國學研究院叢書”的出版計畫未能實施感到遺憾。多年來，學術先輩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一直激勵著我，感召著我。於是，有一種願望慢慢在我的心中孕育、成長，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繼續學術先輩的未竟之業，並且把他們的國學研究傳統發揚光大。我思索著，追尋著，等待時機的到來。
在經歷了文化冬天的嚴寒考驗之後，“國學”終於迎來了生機煥發的春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沉睡了數十年的“國學”研究重新被喚醒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神州大地的國學熱潮逐漸復興，傳統文化研究機構相繼誕生。依託著這些研究機構，有關國學的研討會、刊物、專著、論文，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正是在新國學熱潮逐步形成的文化大背景下，我在惜別l6年之後重新回到母校廈門大學。l998年，我開始負責哲學系“中國哲學”方面的本科生與研究生的教學_2--作。在教學之餘，考慮最多的當然是怎樣承襲和發揚沈兼士等前輩名家的國學研究傳統，怎樣進行學科建設的問題。從人力資源等方面來看，我們的學科建設儘管還存在著諸多困難，但可慶倖的是廈門大學領導給予有力支持，故而喜人的局面步形成。一方面，有關國學的研究機構，諸如道學與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佛學研究中心、閩學研究中心等相繼成立或者恢復加強，師資隊伍不斷壯大；另一方面，有關國學研究的論著、叢書也陸續出版，例如《易學與道教思想關係研究》、《易學與道教符號揭秘》、《道教醫學》、《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道韻》叢刊十二輯、《中國科技思想研究文庫》(系列叢書)、《哲學新視界》(系列叢書)等問世之後都得到了同行的好評。經過了切實的努力，廈門大學的“中國哲學”專業於2003年獲得博士授予權。2005年，廈門大學又獲得哲學一級學科博
士授予權，從而具有8個專業的博士點。與此同時，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的文學、史學、人類學、民族學、藝術學等各個學科也不斷積蓄實力，全院到目前為止已擁有20多個博士點，朝氣蓬勃的學科群體與濃厚的人文氛圍為新一輪的國學研究提供了資源保證與精神支撐。在興趣、使命、學科建設需要的多重作用下，《國學新知文庫》的編纂計畫逐漸成形，並且見諸筆端。恰好在這個時候，我接到了人民出版社(東方出版社)陳寒節先生的來信，他詢問我關於近來研究計畫的一些情況，我將《國學新知文庫》的主要選題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他，經過幾次電話聯絡和商討，陳寒節先生告訴我可以將這套文庫的出版計畫提交出版社選題論證會討論。不久之後，陳寒節先生通知我，人民出版社的選題論證會討論通過了《國學新知文庫》的編纂出版計畫。欣喜之餘，一種敬佩之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我敬佩人民出版社領導的遠見卓識，敬佩陳寒節先生的開闊眼界，感謝他的精心策劃。
經過多方商討與反復推敲之後，《國學新知文庫》的編纂工作確立了如下宗旨：第一，弘揚求實精神，鼓勵學術創新。眾所周知，任何一種學術研究，都必須具有求實精神，國學研究當然也不能例外。就過程而言，國學研究的求實精神首先意味著對從事的領域展開廣泛
的調查，精讀相關的經典文獻，詳細佔有資料，然後進行深入思考，避免信口開河，無中生有，有中說無，而是依據事實，客觀陳述，立論穩妥。這種求實精神在節奏加快的當今學術圈中尤其需要。與此相聯繫，《國學新知文庫》也特別強調學術創新。往昔的成就固然可以引為自豪，但重複勞動是沒有前途的。唯有學術創新，才能永葆國學的旺盛生命力，煥發學術研究的青春。所謂“創新”就國學領域來說，首先是文獻史料的新發現、新發掘；其次也在於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從新的角度進行新的審視，提出新的選題，開展新的分析等等。
古人稱“天地日新”，又謂“革故鼎新”，此類格言成語說明我們的民族學術文化傳統本來就非常提倡創新。在新的時代，儘管所謂“新”的標準不同，但先民們宣導創新的精神卻依然沒有過時，值得我們在國學研究工作中認真思考和發揮。第二，擴展文化視野，兼蓄古今中外。從研究資料來說，我們不僅要熟悉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典籍、田野資訊、考古資訊以及國內前賢時仁的論著，還要有世界眼光，努力掌握國外同行的學術動態，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海外對中華文化的研究越來越重視，成果也越來越豐碩。在文化學術傳播越來越快的資訊社會中，如果我們不能及時瞭解他國學者的學術新成就，就可能步他人之後塵，重複無謂的勞動，甚至陷入迷亂狀態，徘徊不前；唯有高瞻遠矚，放眼全球，關注他國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就，並且認真加以分析和借鑒，才能揚長避短，超越學術瓶頸，取得新的突破。第三，關注薄弱環節，培植研究特色。經過長期的努力，國學研究在總體上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許多薄弱環節卻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以往許多人談國學，常常把它局限在儒家文化圈內。其實，此等視野是相對狹窄的。由於認識的局限和導向問題，國學研究未能在比較廣闊的領域展開，故而限制了它的發展前景。有鑒於此，我們組織編纂《國學新知文庫》不僅要繼續關注儒家學說和中國化了的佛教文化，而且將加強對國學中的一些薄弱環節的探究，比如道家、道教之學、古代科技哲理、傳統經學與藝術的關係等等，這些領域都是以往的國學研究相對比較忽略的，現在我們應該對這些領域的研究多加鼓勵。從發展的立場來看，“強勢”與“薄弱”本是相對而言的。當人們對於某個領域、某種專題不太關注而沒有投入足夠力量加以研究的時候，該領域或專題就是一種“薄弱環節”，而當人們對這種“薄弱環節”有了足夠重視的時候，“薄弱環節”就可能轉化為“強勢環節”。但願我們的努力不僅可以化“薄弱環節”為“強勢環節”，而且能夠在實際工作中培植新的特色。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就精神領域而言，大多數人卻依然主張文化多元化，因為一個民族只有保存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才能傲然屹立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所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弘傳一方文化”，既說明世界範圍的文化本來就是多彩多姿的，也意味著文化“個性”乃是民族存在的基本標誌之一。中華傳統文明在歷史長河中曾雄踞世界東方，其中蘊涵的精神寶藏，特別是人文資源，可以為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援。可是，晚清西學東漸以來，我國學術界主流傾斜於吸納西洋、東洋文明，以追隨西方的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為時髦，熱衷於做西學的詮釋者和傳播者，卻逐漸遠離了對中華文化傳統的認同。我們認為，富有情操的中國知識份子既要有寬廣的胸襟和視野，敢於借鑒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同時也應該坦然地開啟心扉，理直氣壯地為發掘國學的積極資源而大膽探索，奉獻力量。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已經登上國際文化舞臺，正在與西方學術進行平等對話，而且成為我國騰飛的強大精神載體，從而被西方世界所關注。美國科學史專家薩頓(George Sarton)說：“正如東方需要西方一樣，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東方。……不要忘記東西方之間曾經有過協調；不要忘記我們的靈感多次來自東方。為什麼這不會再次發生?偉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機會悄悄地從東方來到我們這裏，我們必須伸開兩臂歡迎它。對於東方科學採取粗暴態度的人，對於西方文明言過其實的人，大概不是科學家。……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確確實實仍然來自東方，如果我們覺察到這一點，我們會聰明一些。”①薩頓的論述無疑是深刻的，對於我們的研究工作來說也是富有啟迪的。
胡適曾經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說過：“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這是因為國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因應了時代的需要，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向前邁進。我們希望《國學新知文庫》也能切近時代脈搏，在新一輪國學春潮到來並且逐步高漲的時候推波助瀾。
詹石畜
謹識于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
2006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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