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
《老子》辯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論證(1)
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37)
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71)
何炳棣院士簡介(101)

引言：
我國古代辯證思維的源頭深藏在《周易》和已經佚失了的更早的《連山》和《歸藏》之中。《易》雖原係蔔筮之書，但內中蘊藏著豐富的哲理。六十四卦“乾坤居首，其餘六十二卦兩兩比鄰，下反則對，全是按此規律排列”。①這部至晚成於殷、周之際的蔔筮專書中暗藏著矛盾對立，而又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辯證關係，有待後世名卿哲士去闡析。從《左傳》中可以肯定自春秋早期即有以“德刑”、“剛柔”等對立概念應用於政務人事之例。首度成系列的辯證詞組出現於《左傳》昭公二十年(西元前522年)齊國名卿晏嬰對齊景公的談話：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其平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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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景芳，《周易講座》，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頁5。
《左傳》同年記有鄭子產臨終前對他理想的政治接班人子大叔(游吉)的勸誡：“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左傳》立即徵引事後仲尼“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對鄭國兩代名卿政績的贊揚。可見吳王闔廬三年(前512)事先由孫武撰就進呈的今本《孫子兵法》十三篇中大批、系統、不反則對的辯證詞組的出現決不是偶然和突然的，而是春秋晚期的新思辨潮流的深刻反映。在檢討《孫子》、《老子》辯證思想的傳承關係之前，我們有必要正確瞭解古代中國辯證思維的特徵。當代思想史家中，李澤厚先生對中國文化積澱往往有新穎深切的體會，而且能把深邃的道理做出精當易曉的解釋。他認為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發展和應用辯證思維的是兵家，因為戰爭事關生死存亡，“略不經心便可鑄成大錯，而毫釐之差便有千里之失。”他緊接著做了以下分析和論斷：
也正是因為此，古兵家在戰爭中所採取的思維方式就不止是單純經驗的歸納或單純觀念的演繹，而是以明確的主體活動和利害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體，不動情感的觀察、瞭解現實的基礎上盡快捨紊許多次要的東西、避開繁瑣的細節規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確地發現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從而在具體注意繁雜眾多現象的同時，卻要求以一種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維方式來明確、迅速、直截了當地去分別事物，把握整體，以便作出抉擇。所謂概括性的二分法思維方式，就是用對立項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徵，便於迅速掌握住事情的本質。造就是《孫子兵法》中所提出的那許許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對立項，即敵我、和戰、勝負、生死、利害、追退、強弱、攻守、動靜、虛實、勞佚、饑飽、眾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種形勢、情況和事物分成這樣的對立項而突出地把握住它們，用以指導和謀劃主體的活動(即決定作戰方案或退或追、或攻或守等等)。這是一種非歸納非演繹所能替代的直觀把握方式，是一種簡化了的卻非常有效的思維方式。……正因為這種矛盾思維方式是來源於、產生於軍事經驗中，而不是來源或產生於論辯、語言中所發現的概念矛盾，所以它們本身也就與世俗生活一直保持著具體內容的現實聯繫，具有極大的經驗豐富性。像《孫子兵法》裡舉出的那許多矛盾對立項，就是非常具體的和多樣化的。與生活經驗緊密相連，它們是生活鬥爭的經驗性概括，而不是語言辯論的思辨性的抽象。②
接受了李澤厚古代中國辯證思維源於軍事經驗的特徵的說法的前提下，我們便可以將《孫子》、《老子》兩書裡的辯證詞組，也就是李澤厚認為的矛盾對立項，羅列於下以備初步比較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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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上)，安徽文學出版社，1986，頁86-87。
《孫子兵法》中的辯證詞組
天地、陰陽、寒暑、上下、左右、縱橫、往來、先後、遠近、深淺、大小、方圓、主客、敵我、廣狹、順逆、死生、勝敗、治亂、安危、利害、輕重、強弱、智愚、文武、貴賤、眾寡、飽饑、愛(賞)罰、虛實、形名、正奇、剛柔、動靜、行止、譁靜、勞佚、攻守、追退、誘避、迂直、屈伸、起伏、專散、險易(利)、勇怯、慍悅、取予、驕卑、離(分)合、迎背(向逆)、周隙、全破、心力、鈍銳、速久、有餘不足、有常無常、有形無形、崩亂嚴明、齊一(同欲)不合、不(無)窮可全。
今本《老子》中的辯證詞組
(甲)《諸子百家大辭典•道家篇》所列：
陰陽、有無、剛柔、強弱、大小、高下、前後、美醜、難易、損益、生死、  吉凶、禍福、榮辱、貴賤、智愚、巧拙、勝敗、攻守、追退、輕重、靜踩、曲直、雌雄(牝牡)。
(乙)本文筆者補加：
奇正、天地、夷類、盈窪、辯訥、敝新、明昧、歙張、開國、興廢、取與、寒熱、厚薄、長短、善妖、德怨、文撲、有餘不足。
顯而易見，《孫子》詞組大多數皆有關軍事，比較詳細周密，而《老子》對《孫子》詞組有所損益，有關軍事的比較概略，而詞組涉及的思想範疇卻較《孫子》為廣。筆者覺得這一現象從李澤厚的宏觀論斷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老子》談兵部分確有不少處可認為是《孫子兵法》的延伸和概括，但《老子》之所以富原創性，正是因為它能把《孫子》的軍事辯證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學的辯證層次。③可惜的是，這種論斷是出自李澤厚長期對中國文化積澱個人獨特的體會，而且在討論“兵家辯證特色”的第一底注中，謙虛地聲明《老子》“著者及其成書年代，本文不討論，暫採春秋末年說”。④《孫》、《老》問題的澄清就有待“偏重考證的歷史學家的思想史”了。⑤
筆者第二次退休以後，研究興趣始轉入中國古代思想、宗教和制度，雖對思想知識尚極有限，卻正是“偏重考證的歷史學家”。從繁瑣的考據以求證成《孫》為《老》源，正是義不容辭的職責。案：本文附加的參考論文(一)，拙著<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的結論是：《孫子》十三篇撰就於吳王闔廬三年(前512)召見之前，其成篇早於《論語》至少兩、三個世代。參考論文(二)，<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說明《史記•老子列傳》中的老于李耳(字聃)的後裔世系必係青年司馬談講業齊都期間，親獲自李耳八世孫、膠西王印太傅李解者，故李耳約生於西元前440年左右，約當孔子卒後、墨子誕生後四十年。再則即使當代極端崇《老》學人相信孔子曾問禮於老聃者，亦不得不承認《老子》成書必晚至戰國之世，故《老子》書中辯證詞組及論辯方法至少部分衍生於《孫子》一事，本應係不爭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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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同上，頁96-98。
④同上，頁82。
⑤同上，頁300。
不幸的是，兩千餘年來，在重文輕武、儒家倫理、老莊玄學支配的思想環境之中，孫子其人其書飽受漠視、懷疑與毀謗，即使集心性大成的軍事天才王陽明都認為《孫子》“煉字煉句，逼真《老子》書。”⑥當代郭沬若的看法更具有代表性：
《孫子兵法》是稍後於老子的一部傑出的古代軍事著作，相傳為孫武所作。孫武，齊人，活動於春秋晚期，做過吳國的將領。他所著的《孫子兵法》，發展了老子的軍事思想，為後來兵法家的先驅。⑦
即使看法與郭沬若完全相反的已故錢穆先生，也充分瞭解從文字文句上考證《老子》“偽出”或晚出之異常不易：
昔清儒辨《偽古文尚書》，一一為之搜其出處，明其剽竊之所自，而《偽古文尚書》之案遂定。然《老子》非《偽古文尚書》比；《老子》五千言潔淨精微，言無枝葉，本不求剽竊見信，亦何從以剽竊證偽?故欲自文字文句求之而證《老子》之偽出，其串不如證《偽古文尚書》之易。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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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王陽明，《諸子匯函》，徵引於《諸子百家大辭典•兵家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頁409。
⑦  郭沬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頁376-377。
⑧  錢穆，<再論《老子》成書的年代>，《古史辨》第六冊，樸社，1938：重印本，香港：太平書局，1963，頁552。
但是，為了學術真理和公道，我們雖對《老子》一書必須給予應有的尊敬和贊賞(因為晚出不能等同“偽出”)，還是要勉為其難地從文字文句中探索《老子》吸取《孫子》的真憑實據。試先以《孫子兵法》中的<勢篇>與《老子》全書中相關文句作一密集多維的比較與考詮。<勢篇>全文三三八字抄錄如下以備讀者參考：
孫子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虛實是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烏)[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釋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