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感應篇圖說(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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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很重視“教化”，專門勸人為善去惡的善書有數百種之多。大浪淘沙，在歷史的長河中，流傳下來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善書不過幾種，而最受推崇的則為《太上感應篇》。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善書”。《太上感應篇》又名《感應篇》，是一部道教典籍，它的文化內涵異常豐富，影響非常巨大，明、清兩代普及於皇室和民間，各種刻印本“遍及州縣，充於街衢”，可謂家喻戶曉。要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這本書是不可不讀的。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感應篇》是道教與儒教、佛教相融合的成果。眾所周知，三教之間互相鬥爭又互相吸收，到了宋代互相融合。佛教談忠說孝，禪宗明顯地吸收了儒家的性善論和道家的自然主義。儒家吸收佛、道而變為新儒學，即理學。道教吸收儒、佛而產生了新道教，如：南宋初，何真光於1128年傳授淨明秘法，以後發展為淨明道；王重陽於1163年創立全真教，宣稱三教同源。《感應篇》便是新道教早期的著作。《感應篇》一開始就說：“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這裏說的“太上”，是道教的最高神、宇宙的創造主，或稱元(太)始(上)天尊。道書原則上採用“太上曰”、“道曰”的形式，與佛經一樣，隱去真正作者的姓名。“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十六個字，是古人從生活經驗總結出來的哲理，為本書的總綱。
道教修行的目的是延年益壽，白日飛升。所謂“福”，便是長生與成仙；“禍”，便是多逢災難，減本人及子孫之壽。那麼，善惡之報，誰來監督和執行呢?《感應篇》指出，有司過之神、三台北斗神君、三屍神、灶神等。這些說法，是道教本有的。東晉葛洪《抱樸子》的《對俗》說：“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書。”《微旨》說：“《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雲，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又言身中有三屍，……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狀。”灶神等考察人一年中善惡的結果及決定第二年禍福的報告，上奏天庭，經玉皇大帝審查和批准後執行。
按照本書總綱，神所給予的禍福，實際上都是人自己的行為召來的。因為神人互相感應，人有善惡神皆感知，所以神才相應地給人以禍福。主動的一方是人，禍福都是人自作自受。這個觀點，與傳統道教不同，而與儒、佛類似。
傳統道教求道的方法是符篆、禁咒、修煉金丹、導引等，本書完全排除這些神秘的東西，堅持日常的倫理實踐，去惡行善，濟世度人，靠自己的善行來求福避禍，長生成仙。這是道教內部深刻的改革，所以稱之為新道教。淨明道、全真教等，走的都是這條路子。
儒家和佛教則與《感應篇》這個觀點相似，連語言都相近。天人感應本是儒家的傳統思想，儒家認為行善就天降吉祥，為惡就天降禍殃，人們要趨吉避凶，必須靠自己行善去惡。《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就明確說：“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佛教認為，眾生心有所思，口有所說，身有所動，便是作業。“業”是行為或動作的意思。眾生身、口、意作業是“因”，必定產生“果”報。前世的身、口、意三業是因，今世的命運是果；今世的身、口、意三業是因，後世將受相應的果報。善業拾樂果，惡業拾苦果。在善惡因果的嚴密關係中，眾生於六道中生死輪回，永無了期。即使是佛，也逃不了這個因果律的支配。顯然，在因果律中，關鍵是人自己的行為，因此，佛教歷來勸人：“眾生自度，佛不能度。”《感應篇》要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便是佛教《增阿含經•序品》中的話。可見，無論道、佛、儒的說法有何不同，都強調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使這個觀點深入人心，《感應篇》是起了作用的。
《感應篇》談去惡行善，特別闡發了心的重要性：“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這段話強調主觀的自覺性，是新道教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中國佛教尤其是禪宗很重視心，認為心是萬物的本原，構造出龐大而精緻的心性學說。慧能《壇經》說：“一切萬法，心頭自心中。”所以，修行重在修心，“心但無不乾淨，西方去此不遠；心起不淨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宋、明儒家接受佛家心性學說的影響，從側重社會政治倫理轉而注重研究心性，講修心養性、克己主敬、致良知，並上升到本體論，說理氣、理欲的關係，一變而為理學。我們看到，《感應篇》強調內心的去惡從善，把心中的善惡放在行為善惡之上，甚至雖然行惡，只要內心知錯改悔，也可轉禍為福，從而敞開了善門，給為惡者指明了出路。這種觀點，與理學、佛教相通，並開啟了新道教修心之門。淨明道宣傳嚴格的內心宗教倫理，如“忠”不僅是對世俗君主，而且是對“主宰萬神的心中的君”的道德要求；“孝”不僅是形式，而且必須做到“使父母心滿意足”。王重陽宣
傳嚴格的內心修行，專門修煉內心，對外實踐利他主義，以此作為“與道合一”的宗教實踐。
一般說來，善行和惡行是看得見的，而善心及噁心則是看不見的，因而內心去惡向善更難。《感應篇》針對這一點指出，內心的善惡，神能察知和賞罰。人們因此不能不心生警惕，不敢自欺，從而能夠自覺地嚴格要求自己在靈魂深處去惡從善。
儒、道、佛都強調內心的道德修養，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要求自覺地“內省”、“慎獨”、“不欺暗室”。正是由於《感應篇》等的大力宣傳，這種主觀自覺性成為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養育出千千萬萬樂於行善的善士賢者。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原書作者在《感應篇》中以當時的倫理標準開列了善行三十多條、惡行一百六十多條，正反總共一百九十多條，比較具體而又全面地說明瞭善、惡的內容。如在政治方面，以“忠”為善行，而惡行則是“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淩孤逼寡，棄法受賂”等。商業方面的惡行是“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奸利”等，善行則是“見人之得，如已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人際關係方面，善行是待人仁慈謙恭，“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惡行則是“知過不改，知善不為”；“造作惡語，讒毀平人”；“耗人貨財，離入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逞志為威，辱人求勝”等。家庭生活中以“孝友悌”為善行，惡行包括“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為矜誇，常行妬忌；無行于妻子，失禮于舅姑”等。對待自然界，要“慈心於物”，“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即要求保護自然環境；“用藥傷樹”，“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無故殺龜打蛇”等則為惡行。這些內容，有的是道教本有的，如談惡行部分多沿襲《抱樸子。微旨》；有的與佛教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等戒律相似；但主要是儒家的世俗道德。《感應篇》以道家世俗道德的內容為“道”，要求“是道則進，非道則退”。這種觀點，反映出新道教由神秘化轉向世俗化，向世俗社會接近的特點。
道德是處理人際關係的行為規範，世俗的道德要靠教育、傳統、輿論等維持，宗教的道德靠對神的信仰來維持。無論是靠什麼維持，其內容都是時代的觀念，不能不打上時代的烙印。時代前進了，善惡觀念也會前進；但歷史不能割斷，傳統的力量無法消除，何況，今人與古人之間存在共性，這就決定了今人對古人必然也必須有所繼承。作為古代“第一善書”的《感應篇》，文字簡練，內涵豐富，結構謹嚴，說理清楚，影響巨大。讀讀這本書，看看古人提倡什麼，反對什麼，如何處理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關係，如何對己、對人、對物，如何修心養性，如何造就完善的自我人格，對我們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單以對待自然界的態度來說，現在大家都感受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八百多年前的《感應篇》，早就要求“慈心於物”，反對傷害野生動植物，今天讀來，豈不發人深省嗎?
《感應篇》源自《抱樸子》，成書於北宋末年，作者是李昌齡。該書歷來有多家注釋，現在整理的本子是清人黃正元注、又經毛金蘭增補的《太上感應篇圖說》。這個本子有圖，有注，有案，有附，非常詳細，有助於我們理解原文的微言大義。整理者把全書譯為白話，方便讀者，功德無量!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圖說》也存在十分明顯的封建性糟粕，對此，今天的讀者完全能夠識別，我們也就不一一指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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