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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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聽到關公,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記得兒時,在鄉下每有長輩講說《三國志》的故事,偶而還會唱「關公張飛扶劉備」的民歌,雖有如「鴨子聽雷」,不知其內容,但小小心靈中,已烙印下三位英雄的特殊形象。其後外出求學,不知何故,對文史學科特感興趣,課本不足以滿足其好奇心,轉求相關課外讀物,初中時已讀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一類的古典文學名著,很自然的,高中就選擇乙丁組,最後以第一志願考進台灣大學歷史系,從此與歷史學結下不解之緣。
而隨著史學知識的累積,愈知民間俗稱為《三國志》的《三國演義》,其與正史的差異竟是如此之大,三國英雄人物之真面目早遭嚴重扭曲,當時直覺的認定:曹操本不如此可惡,關公也不那般偉大。為了維護史學的求真價值,這類作品當然要束諸高閣,不層再顧了。關公從此漸漸消失於腦海中。
然而,學術研究與社會生活本不可能截然劃分,尤其是涉及宗教信仰方面的課題。
在台灣民間,隨處可見的關公廟,以及各種廟會活動,任何人都極易感受到關公的神烕,其鼎盛的香火,與本人粗淺的認知,顯然是有衝突的。而從輕易可得的書面資料,也顯示關公廟宇及信徒數量,在台灣及大陸民間都足可名列前茅。因而,問題來了,到底是筆者錯估關公?抑信徒無知?或兩者皆非?兩者皆是?甚至是什麼都不是?對一位歷史工作者而言,這應是一股研究動力!可惜的,大概是天生愚魯,欠人開示,面對此一歷史問題及社會現象,竟然多年無動於衷。
還好,一件看似不相千的事情發生了。多年前,大陸學者整理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其新版在台灣刊行,為學界提供不少方便,約十年前,筆者也附會風雅,插足此一領域的研究,為了撰寫論文,多方搜羅蒲氏及其同時代文人相關著作,才知清初人士普遍都極崇拜關公,奉之為近乎海內第一顯神,與三百年後的今天是一樣的。於是童年的影像再次浮現。
一位歷史上的真人,能成為後世頂禮膜拜的神靈,絕不可能事出無因;更何況敷百年來的關公,一直都是處於「朝宗輻輳,萬國會同」的虔誠信仰中,信徒遍及海內外,不限何地何人,下從販夫走卒,中經文人學士,上至帝王公卿,可謂無所不有。為何能夠如此?這已不能籠統的推向無知、狂熱、偏見、癡迷等感性的理由,而當從歷史源流尋求正解。
到此,機緣才算成熟。
所以,本書的研究與撰寫,是逆推式的,先看到結果,再溯源尋根。其所遭遇之難題,又豈三言兩語所能道盡,如著手之初,即發覺多年來所自豪的《十三經》、《廿四史》、《資治通鑑》等大部頭書籍的閱讀經歷,竟不易派上用場,一切都得從頭做起,多少錯誤的嘗試,無頭蒼蠅般的摸索,其慌亂無助實難以想像!而一轉眼,中年美好光陰就在這中間度過了。
十年辛苦,如今成果出來了,大膽命名為《關公全傳》。其內容主要是人物、英雄、神靈、帝君四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從關羽到關帝」。後加結論,順便探討這一千六百年歷史演變的原委。
本書當然不會是什麼像樣的名著,因而詳記研究過程的酸甜苦辣是不必要的,但筆者本人「罪有應得」,多少忘掉午餐、晚飯的伏案生活,尚可強解為樂在其中;然而,不少的旁人是無此受苦義務的,故書成要特別感謝:內人吳月娥女士、彰化師大林雲華女士及其溫柔體貼的丈夫趙黎弘老友、故宮博物院洪安全學長、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葉其忠先生等等,沒有他們的幫忙,本書可得再遲數年才能問世。
附帶一提,為了表闡先賢聖德,讓本書增光,書名四字乃集顏魯公法書而成,藉此深切企盼,真能表裡一致。而封面關公畫像,則借自歷史博物館珍藏之溥儒畫作,書中另附台中鄉土名畫家王雙寬先生的一幅「關雲長夜走麥城」,並此致謝。
又本書因涵蓋時空過大,筆者雖已盡全力,但疏漏錯誤,必所難免,尚祈博雅君子不吝賜教。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 顏清泙 寫於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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