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南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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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書,泛指我國古代學者闡發個人學術觀點的著作。《文心雕龍•諸子》:“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子”原本是對男子的一種尊稱,可以用來稱呼有名望、有地位的官員,也可以用來稱呼有學問、有德行的師長,於是,許多學者的著作也以“某子”作為書名,如《老子》、《莊子》、《管子》、《墨子》等。我國古代第一個子書創作高峰期在春秋戰國時期。其時“生齒繁而競爭烈,交通便而知見深,腐敗深而釁漏見,五帝三王之陳跡漸不足以約束當時之社會,於是聰明睿知之士,李耳、孔丘、墨翟諸人相繼迭起,而學術思想之發展遂達於全盛時代”(錢玄同《中國學術思想論文集要•序》)。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劇烈的社會大變革,是其時諸子之學繁榮興盛的主要原因。這一時期,先後出現了儒、墨、道、法、名、陰陽等重要學派及其相關著作。後世文人繼承發揚了先秦諸子的優良傳統,關注時政,潛心鑽研,著書立說,撰寫出大量個人學術著作,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體系。這些子書,在我國浩繁的古代典籍中佔有重要地位。
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奉詔校理皇室秘府藏書,分別撰有書目文獻《別錄》、《七略》。東漢班固刪取劉歆《七略》成《漢書•藝文志》,其中《諸子略》著錄當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等諸子類著作共“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兵書略》著錄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術數略》著錄天文、曆譜、五行、耆龜、雜占等類著作“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著錄醫經、經方、房中、神仙類著作“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隋書•經籍志》卷三“子部”將《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合而敘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共著錄當時存世子書“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此後,歷代公私目錄對子書均有詳細著錄,王應麟《玉海》、馬端臨《文獻通考》等含有宏觀評述前代子書內容的著作亦歷代有之。至清代編修《四庫全書》,館臣將子書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演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共十四類,收錄子書924部,17893卷;子書存目2008部,41318卷,從中可以反映出乾隆年間我國子書的基本規模及大致內容。
為了更好地提高研讀實效,古代學者嘗試在卷帙浩繁的子S中選編精華。他們或摘取諸子名言警句、精彩片段匯輯成諸子語錄之書,如梁庾仲容《子鈔》、梁沈約《子鈔》、唐馬總《意林》、明陳深《諸子品節》之類;或選錄數子、數十子全文編輯成一部諸子叢書,如宋汪氏《曾思二子全書》、明許宗魯《六子書》、明周子義《子匯》、清崇文書局《子書百家》之類。在現存的古人編輯的諸子叢書中,浙江書局于清光緒初年至光緒三年分冊輯刊而成的《二十二子》較有特色。
首先,該書所收子書具有較高的代表性。中國古代子書內容巨集富,真可謂“博、大、精、深”。其中,以中國古代哲學為主,兼及中國歷史、文學、政治學、社會學、天文學、軍事學、醫學等等。研讀子書,應該從先秦子書入手,方能理清諸多學派的各自源頭。《二十二子》所收先秦子書,如《老子》、《莊子》、《管子》、《韓非子》等,均為先秦諸子百家的代表作,這些著作奠定了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內容與主要範疇。同時,《二十二子》還收錄了《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列子》、《文中子》、《孔子集語》等後人完成的同樣具有重要影響的著作。這些著作豐富和發展了先秦諸子的學術主張。這樣,通過《二十二子》,可以大致瞭解我國子書的主要線索及其發展脈絡,有助於人們從較廣的學術視野觀察中國古代文化。
其次,該書對於今人研讀中國子書具有較高的實用性。我國古代子書數量太多,今人在汗牛充棟般的子書中擇取精華實屬不易。為了方便讀者,《二十二子》儘量做到精中選精。如法家著作收錄了《管子》、《商君書》、《韓非子》,則不收《慎子》;兵家著作收錄了《孫子》,則不收《吳子》。同時,該書儘量保持了較寬的學術覆蓋面,不僅收錄了儒、道、法、墨、兵、雜諸家與思想史、文化史關係密切的重要著作,還收錄了《黃帝內經》、《山海經》、《竹書紀年》這些其他諸子叢書一般不收的重要著作。這樣,《二十二子》博而不雜,分量適中,便於今人研讀與收藏。
第三,該書刻校精良,在文字內容上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古書流傳至今,多有衍脫誤倒之類的訛誤。為此,浙江書局對於各種子書的底本選擇甚嚴,所用底本均為精刻精校本。如《老子》選用華亭張氏本、《莊子》選用明世德堂本、《管子》選用明吳郡趙氏本等。在此基礎上,浙江書局組織人力認真校勘。除《韓非子》與《春秋繁露》由董慎行一人校勘外,其餘諸書均設一名主校,兩名分校。其中,擔任主校的有:王詒壽,字眉子,浙江山陰人,曾任武康訓導,好古文,精駢文,撰有《縵雅堂文》、《笙月詞》等;黃以周,字元問,浙江定海人,同治舉人,曾任分水訓導、南箐書院主講、處州教授、內閣中書等,學識淵博,著述頗豐;楊文瑩,字雪漁,浙江錢塘人,光緒進士,授編修之職,等等。邀請如此眾多學者從事一部數百萬字書籍的校勘,在中國古代圖書出版史上實屬罕見。正是這些知名學者的直接參預,為《二十二子》的刊刻品質提供了有力保障。
當然,站在今人的角度看,《二十二子》還存在一些不足,如將《論語》、《孟子》視為經書而未予收錄;受《漢書•藝文志》及《四庫全書》的圖書分類影響,將地理類著作《山海經》以小說類子書收錄該書;將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收錄該書;各部子書未按其流派排序,稍顯雜亂等等。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二十二子》仍然是目前較為實用的一部諸子叢書。
目前,許多青年朋友直接閱讀子書古文原著比較困難,有鑒於此,東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組織所內外專家學者對《二十二子》進行了注釋與今譯。四年來,注譯者們儘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付出了辛勤勞動;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呂觀仁先生認真審閱書稿,多次提出修改意見。正是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本書近日甫告殺青。限於學識水準,本書存在著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作為古籍所現任領導,我們忝列主編,理應承擔接受各方批評之責。如果本書能夠對廣大讀者瞭解我國子書風貌有所裨益,我們將感到些許欣慰。
《淮南子》原名《鴻烈》。據東漢高誘《淮南子•敘目》雲:“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是西漢淮南王劉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吉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言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後來劉向對這部書進行“校定撰具。名之《淮南》”,《隋書•經籍志》始稱《淮南子》。
用唐代劉知幾《史通•自敍》的話說,這部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其中宇宙自然、天文律曆、陰陽五行、地理時令、世俗人生、治亂禍福、主術兵略、養生保真以及相關的詭異瑰奇之事無不羅列,有關哲學、政治學、史學、倫理學、天文學、自然科學、軍事戰略學等先民思想精華無不萃集。要之,這繽紛宏廓洋洋灑灑幾十萬言的大書,目的只是在為漢王朝奉獻一套可行的治國方略,於是在論證材料的採擷上,幾乎涉及到先秦的諸子百家,從而形成一部集道、儒、墨、名、法、陰陽等眾家之說於一體的“百科全書性質的論著”(牟鐘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這也就難怪自《漢書•藝文志》以來正史的經籍志均將此書列為“雜家”了。
就其思想流派來說,正如高誘所雲:“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大較歸之於道”(《淮南子•敘目》),應該看作是漢初道家思想的集中體現。全書二十一篇,篇篇不離“道”,處處不忘論道、析道、申道、證道。《原道》開宗明義,全面闡述作者所認為的“道”的本質,以及“道”生成萬物和萬物發展的總規律;《俶真》從宇宙生成及發展的角度論述“道”的作用;《天文》以“道”為萬物之本為指導思想,闡述日月星辰等天象的成因;《地形》以道法自然為目的,敍述古代中國及周邊世界的地理分佈;《時則》講時令變化,旨在揭示順天而行天下才能歸之於治的思想;《覽冥》探究道在事物變化規律中的地位;《精神》講生命起源談養生之術,旨在宣揚道家的清靜無為;《本經》講聖德,說明無為而治是符合宇宙發展規律的理想之治;《主術》論君道,強調以道家清靜無為為本,兼收儒、法、術諸家為用;《繆稱》雜取異說,強調“從天之道”,“循理受順”;《齊俗》用道的觀點齊一等同殊俗;《道應》以事例證明道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汜論》博說古今得失,旨在“以道代之,大歸於一”。《詮言》強調“天道無親,唯德是與”,一切聽其自然;《兵略》論軍事,強調依道而行,以無形制有形,以靜制躁,以後制先的戰略原則;《說山》、《說林》又箴言雋句喻說道體;《人間》論禍福,引導人們循道而動,把握先機趨吉避凶;《修務》釋“無為”之道要,強調思想品行的修養;《泰族》“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旨,族於一理”;《要略》說得就更清楚了,強調本書就是要“紀綱道德,經緯人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
但我們在作者極力推崇道家思想的背後,似乎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就是作者對當時老莊思想不能全面得到實行的無可奈何。在作者看來,處於衰世的社會再也不能與上古治世相比了。治世君聖臣賢民風淳樸,衰世君暗臣佞民風澆薄;治世聽任自然天人一致,衰世肆意妄為天人乖戾。於是作者才這樣極力地推崇道家的清靜淡泊,無為而治,並希望能夠重新建立起人與自然的和諧秩序,建立起以上古治世為模式的理想社會。然而畢竟“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而各家學說的產生、各家學派的形成也都是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需要,都在為一定的政治服務著,當“道散”、“德溢”社會文明每況愈下時候,封建王朝也就不得不尋求新的治國方略來加強統治,於是以道家為核心,熔鑄先秦諸子百家思想于一體的治國方案就應運而生,這就是《淮南子》“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要略》)的理論特徵。
自劉安獻《淮南子》給漢武帝,到“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蚧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前後不過四年,漢武帝就開始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其後近兩千年,儒家思想成為封建宗法社會的正統思想,《淮南子》一書便失卻了政治上的理論指導作用,也就真正被統治階層“愛而秘之”(高誘《淮南子•敘目》)了,以致于自東漢許慎、高誘為之作注以後,直到明代以後才有人開始對它進行認真評注。然而作為秦漢之際以道為本融合百家為用的思想文化寶庫,以其“原道德則依莊、列,推陰陽則準星官,辯方輿則賅《山海》,紀四時則征《月令》,綜政術則雜申、韓,以至《離騷》之奇,《爾雅》之正,文、鄧之辯博,儀、秦之短長,雋絕瑰琦,無所不有”(許國《淮南鴻烈》汪一鸞刻本序)之文化特徵,畢竟不能被埋沒被塵封。其究天論地說古道今之理性思辨,容匯百2Jl包納萬象之道家氣度,其宇宙觀、歷史觀、人生觀、方法論……,都值得我們今天去認真研究深入探討。
當然,作為一部思想理論文獻,《淮南子》與其他歷史文獻一樣,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時代認知水準造成的謬誤與封建社會所固有的弊病,我們似可不必苛求古人。至於說它內容“摭拾拼合”而龐雜無統,我想大概這也正是它越來越引人注目的關鍵所在。以其所保存的大量的古代文化資訊,才得以成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開掘不盡的寶藏,我們只管披沙揀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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