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楊牧之   
      《大中華文庫》終於出版了。我們為之高興，為之鼓舞，但也倍感壓力。
        當此之際，我們願將鬱積在我們心底的話，向讀者傾訴。
       一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系統、準確地將中華民族的文化經典翻譯成外文，編輯出版，介紹給全世界，是幾代中國人的願望。早在幾十年前，西方一位學者翻譯《紅樓夢》，書名譯成《一個紅樓上的夢》，將林黛玉譯為“黑色的玉”。我們一方面對外國學者將中國的名著介紹到世界上去表示由衷的感謝，一方面為祖國的名著還不被完全認識，甚而受到曲解，而感到深深的遺憾。還有西方學者翻譯《金瓶梅》，專門摘選其中自然主義描述最為突出的篇章加以譯介。一時間，西方學者好像發現了奇跡，掀起了《金瓶梅》熱，說中國是"性開放的源頭”，公開地在報刊上鼓吹中國要“發揚開放之傳統”。還有許多資深、友善的漢學家譯介中國古代的哲學著作，在把中華民族文化介紹給全世界的工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或囿於理解有誤，或緣於對中國文字認識的局限，品質上乘的並不多，常常是隔靴搔癢，說不到點子上。大哲學家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有最完備的國史。但他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還處在哲學史前狀態。這麼了不起的哲學家竟然作出這樣大失水準的評論，何其不幸。正如任何哲學家都要受時間、地點、條件的制約一樣，黑格爾也離不開這一規律。當時他也只能從上述水準的漢學家譯過去的文字去分析、理解，所以，黑格爾先生對中國古代社會的認識水準是什麼狀態，也就不難想像了。
      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缺少不了中國。中國文化攝取外域的新成分，豐富了自己，又以自己的新成就輸送給別人，貢獻於世界。從西元5世紀開始到西元15世紀，大約有一千年，中國走在世界的前列。在這一千多年的時間裡，她的光輝照耀全世界。人類要前進，怎麼能不全面認識中國，怎麼能不認真研究中國的歷史呢?
      二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曾經輝煌過，藍天、白雲、陽光燦爛，和平而興旺；也有過黑暗的、想起來就讓人戰慄的日子，但中華民族從來是充滿理想，不斷追求，不斷學習，渴望和平與友誼的。
      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曾經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的話就是要人們向別人學習。這段話正是概括了整個中華民族與人交往的原則。人與人之間交往如此，在與周邊的國家交往中也是如此。
      秦始皇第一個統一了中國，可惜在位只有十幾年，來不及作更多的事情。漢朝繼秦而繼續強大，便開始走出去，瞭解自己周邊的世界。西元前13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他帶著一萬頭牛羊，總值一萬萬錢的金帛貨物，作為禮物，開始西行，最遠到過“安息”(即波斯)。西元前36年，班超又率36人出使西域。36個人按今天的話說，也只有一個排，顯然是為了拜訪未曾見過面的鄰居，是去交朋友。到了西域，班超派遣甘英作為使者繼續西行，往更遠處的大秦國(即羅馬)去訪問，“乃抵條支而曆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後漢書•西域傳》)。“條支”在“安息”以西，即今天的伊拉克、敘利亞一帶，“西海”應是今天的地中海。也就是說甘英已經到達地中海邊上，與羅馬帝國隔海相望，“臨大海欲渡”，卻被人勸阻而未成行，這在歷史上留下了遺恨。可以想見班超、甘英溝通友誼的無比勇氣和強烈願望。接下來是唐代的玄奘，歷經千難萬險，到“西天”印度取經，帶回了南亞國家的古老文化。歸國後，他把帶回的佛教經典組織人翻譯，到後來很多經典印度失傳了，但中國卻保存完好，以至於今天，沒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印度人很難編寫印度古代史。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把中華文化傳到東南亞一帶。鴉片戰爭以後，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為了振興中華，又前赴後繼，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科學思想和文明成果。這中間有我們的領導人朱德、周恩來、鄧小平；有許許多多大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如郭沫若、李四光、錢學森、冼星海、徐悲鴻等。他們的追求、奮鬥，他們的博大胸懷，兼收並蓄的精神，為人類社會增添了光彩。
      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以眾為師，以各國人民為師，不斷學習和創造的過程。中華民族曾經向周邊國家和民族學習過許多東西，假如沒有這些學習，中華民族決不可能創造出昔日的輝煌。回顧歷史，我們怎麼能夠不對偉大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滿懷深深的感激?怎麼能夠不對偉大的歐洲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澳洲文明，以及中國周圍的亞洲文明充滿溫情與敬意?
      中華民族為人類社會曾作出過獨特的貢獻。在15世紀以前，中國的科學技術一直處於世界遙遙領先的地位。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說：“中國在西元3世紀到13世紀之問，保持著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準。”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大國的興衰》的作者保羅•甘迺迪坦言：“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
        世界各國的有識之士千里迢迢來中國觀光、學習。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唐朝的長安城漸漸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西方的波斯、東羅馬，東亞的高麗、新羅、百濟、南天竺、北天竺，頻繁前來。外國的王侯、留學生，在長安供職的外國官員，商賈、樂工和舞士，總有幾十個國家，幾萬人之多。日本派出“遣唐使”更是一批接一批。傳為美談的日本人阿部仲麻呂(晁衡)在長安留學的故事，很能說明外國人與中國的交往。晁衡學成仕於唐朝，前後歷時五十餘年。晁衡與中國的知識份子結下了深厚的友情。他歸國時，傳說在海中遇難身亡。大詩人李白作詩哭悼：“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遠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晁衡遇險是誤傳，’但由此可見中外學者之問在中國長安交往的情誼。
      後來，不斷有外國人到中國來探尋秘密，所見所聞，常常讓他們目瞪口呆。《希臘紀事》(希臘人波桑尼阿著)記載西元2世紀時，希臘人在中國的見聞。書中寫道：“賽裡斯人用小米和青蘆喂一種類似蜘蛛的昆蟲，喂到第五年，蟲肚子脹裂開，便從裡面取出絲來。”從這段對中國古代養蠶技術的描述，可見當時歐洲人與中國人的差距。西元9世紀中葉，阿拉伯人來到中國。一位阿拉伯作家在他所著的《中國印度聞見錄》中記載了曾旅居中國的阿拉伯商人的見聞：
      ——一天，一個外商去拜見駐守廣州的中國官吏。會見時．外商總盯著官吏的胸部，官吏很奇怪，便問：“你好像總盯著我的胸，這是怎麼回事?”那位外商回答說：“透過你穿的絲綢衣服，我隱約看到你胸口上長著一個黑痣，這是什麼絲綢，我感到十分驚奇。”官吏聽後，失聲大笑，伸出胳膊，說：“請你數數吧，看我穿了幾件衣服?”那商人數過，竟然穿了五件之多，黑痣正是透過這五層絲綢衣服顯現出來的。外商驚得目瞪口呆，官吏說：“我穿的絲綢還不算是最好的，總督穿的要更精美。”
      ——書中關於茶(他們叫乾草葉子)的記載，可見阿拉伯國家當時還沒有喝茶的習慣。書中記述：“中國國王本人的收入主要靠鹽稅和泡開水喝的一種乾草稅。在各個城市裡，這種幹草葉售價都很高，中國人稱這種草葉叫‘茶’，這種幹草葉比苜蓿的葉子還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
      ——他們對中國的醫療條件十分羡慕，書中記載道：“中國人醫療條件很好，窮人可以從國庫中得到藥費。”還說：“城市裡，很多地方立一石碑，高10肘，上面刻有各種疾病和藥物，寫明某種病用某種藥醫治。”
      ——關於當時中國的京城，書中作了生動的描述：中國的京城很大，人口眾多，一條寬闊的長街把全城分為兩半，大街右邊的東區，住著皇帝、宰相、禁軍及皇家的總管、奴婢。在這個區域；沿街開鑿了小河，流水潺潺；路旁，蔥蘢的樹木整然有序，一幢幢宅邸鱗次櫛比。大街左邊的西區，住著庶民和商人。這裡有貨棧和商店，每當清晨，人們可以看到，皇室的總管、宮廷的僕役，或騎馬或步行，到這裡來採購。
      此後的史籍對西人來華的記載，漸漸多了起來。13世紀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儘管有人對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持懷疑態度，但他留下一部記述元代事件的《馬可•波羅遊記》卻是確鑿無疑韻。這部遊記中的一些關於當時中國的描述使得西方人認為是“天方夜譚”。總之，從中西文化交流史來說，這以前的時期還是一個想像和臆測的時代，相互之間充滿了好奇與幻想。
從16世紀末開始，由於航海技術的發展，東西方航路的開通，隨著一批批傳教士來華，中國與西方開始了直接的交流。溝通中西的使命在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那裡有了充分的體現。利瑪竇于1582年來華，1610年病逝於北京，在華20餘年。除了傳教以外，做了兩件具有歷史象徵意義的事，一是1594年前後在韶州用拉丁文翻譯《四書》，並作了注釋；二是與明代學者徐光啟合作，用中文翻譯了《幾何原本》。
      西方傳教士對《四書》等中國經典的粗略翻譯，以及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等書對中國的介紹，在西方讀者的眼前展現了一個異域文明，在當時及稍後一段時期引起了一場“中國熱”，許多西方大思想家的眼光都曾注目中國文化。有的推崇中華文明，如萊布尼茲、伏爾泰、魁奈等，有的對中華文明持批評態度，如孟德斯鳩、黑格爾等。萊布尼茲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某些思想與他的觀念相近，如周易的卦象與他發明的二進位相契合，對中國文化給予了熱情的禮贊；黑格爾則從他整個哲學體系的推演出發，認為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還處在哲學史前的狀態。但是，不論是推崇還是批評，是吸納還是排斥，中西文化的交流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隨著先進的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特別是中國的造紙、火藥、印刷術和指南針四大發明的問世，大大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馬克思說：“中國的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英國的哲學家培根說：中國的四大發明“改變了全世界的面貌和一切事物的狀態”。
      三
      大千世界，潮起潮落。雲散雲聚，萬象更新。中國古代產生了無數偉大科學家：祖沖之、李時珍、孫思邈、張衡、沈括、畢升……，產生了無數科技成果：《齊民要術》、《九章算術》、《傷寒雜病論》、《本草綱目》……，以及保存至今的世界奇跡：渾天儀、地動儀、都江堰、敦煌石窟、大運河、萬里長城……。但從15世紀下半葉起，風水似乎從東方轉到了西方，落後的歐洲只經過400年便成為世界矚目的文明中心。英國的牛頓、波蘭的哥白尼、德國的倫琴、法國的居裡、德國的愛因斯坦、義大利的伽利略、俄國的門捷列夫、美國的費米和愛迪生……，光芒四射，令人敬仰。
中華民族開始思考了。潮起潮落究竟是什麼原因?中國人發明的火藥，傳到歐洲，轉眼之間反成為歐洲列強轟擊中國大門的炮彈，又是因為什麼?
      鴉片戰爭終於催醒了中國人沉睡的迷夢，最先“睜眼看世界”的一代精英林則徐、魏源邁出了威武雄壯的一步。曾國藩、李鴻章搞起了洋務運動。中國的知識份子喊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中國是落後了，中國的志士仁人在苦苦探索。但落後中飽含著變革的動力，探索中孕育著崛起的希望。“向科學進軍”，中華民族終於又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今天，世界畢竟來到了21世紀的門檻。分散隔絕的世界，逐漸變成聯繫為一體的世界。現在，全球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人類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當今，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對其它優秀文化的汲取，都以其它優秀文化的發展為前提。在近現代，西方文化汲取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傳播，更是西方文化自身的創新和發展；正如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汲取一樣，既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在近代的轉型和發展。地球上所有的人類文化，都是我們共同的寶貴遺產。既然我們生活的各個大陸，在地球史上曾經是連成一氣的“泛大陸”，或者說是一個完整的“地球村”，那麼，我們同樣可以在這個以知識和學習為特徵的網路時代，走上相互學習、共同發展的大路，建設和開拓我們人類嶄新的“地球村”。
西學仍在東漸，中學也將西傳。各國人民的優秀文化正日益迅速地為中國文化所汲取，而無論西方和東方，也都需要從中國文化中汲取養分。正是基於這一認識，我們組織出版漢英對照版《大中華文庫》，全面系統地翻譯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我們試圖通過《大中華文庫》，向全世界展示，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追求，五千年的夢想，正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放光芒。中國人民就像火後的鳳凰，萬眾一心，迎接新世紀文明的太陽。
      1999年8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