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韋慶遠
第一章  導論：四百年來的慈善與教化
    一  足以譜成專書的善行歴史（3）
    二  “善與人同”題解（5）
    三  善書概説（8）
    四  歷久常新的祩宏、袁黃善書著述. （11）
    五  本書涵蓋的時代範圍（1600年至1940年）（13）
    六  本書結構與寫作旨趣（16）
第二章  勸善書的類別與流通
    第一節  善書《三聖經》及其注釋本（18）
    一  《三聖經》——中國人的“聖經”（18）
    二  《聖經彙纂》與《聖經必讀》（21）
    三  清代以來《感應篇》的注本（24）
    四  清代《陰騭文》的注釋本（28）
    五  淸代《覺世經》的注釋本（30）
    六《三聖經》：中國傳統蒙學讀物.（32）
第二節  清代以來《感應篇直講》的重刻與流通（34）
    一《感應篇直講》的注解特色（35）
    二《感應篇直講》重刻版本與流通（36）
    三《感應篇直講》的重印與時代關係（40）
第三節  道德價值量化的善書：功過格 （41）
    一  “途判聖凡”及“格嚴功過”（41）
    二  功過格的源流  （42）
    三  功過格的發展和特點  （44）
    四  功過格的做法  （49）
    五  呂祖功過格與嶺南地區的宮觀  （52）
    六  功過格的流通意義  （55）
第四節  借圖畫以勸戒：明清以來圖說勸善書  （58 ）
    一   “繪善惡之圖象，畫禍福之妍形”：借圖畫以勸誡（58）
    二  明清以來圖說勸戒書：從《三聖經》配圖談起  （61）
    三  借圖畫以啟蒙（64）
    四  《百孝圖說》的版本及其時代意義（67）
    五  餘論:激發慈悲心的豐子愷《護生畫集》（700
第五節  清後期至民初善書的流通：以善書坊與佛學書局為例（71）
    一  道堂與善書:文在茲善書坊的例子（73）
    二  翼化堂善書局與張竹銘（76）
    三  上海佛學書局：“寓弘化於營業之中，播善業於四海之內”（79）
    四  流通三教經典的明善書局（82）
    五  餘論（86）
第三章  明清以來的善人、善書與善事
第一節  善人、善書與善事（90）
    一  “願天常生好人”：善人簡說（90）
    二  善人的典型:餘治 （93）
    三  “願人常行好事”：從造橋修路談到大峰祖師信仰  （95）
    四  “願人常行好”：《太上寳筏》與“救生船”（99）
第二節  顏茂猷《迪吉錄》與明清官箴 （104）
    一  “陰騭進士”顏茂猷：生平及著述簡介（105）
    二  “以善與人同為學脈”：顏茂猷創立的善會（109）
    三  被譽為"救世寳書"的《迪吉錄》（111）
    四  《迪吉錄》對清代善書的影響（115）
    五    《迪吉錄官鑑》與明清官箴（118）
    六  小結（122）
第三節  許纘曾與雲間善人的善書、善事（122）
    一  許纘曾生平簡述（123）
    二  許讚曾與松江育嬰堂的建立  （124）
    三 《感應篇圖說》的輯刻（126）
    四  雲間善人與善書的流通（128）
    五  小結（131）
第四節  清初善人石成金及其《傳家寳》（131）
    一  石成金生平及其著述（132）
    二 彙編“人情世事須知，修身齊家要法”的《傳家寶》（133）
    三  石成金的思想信仰（136）
    四  成金提倡的善舉（138）
    五  結語（141）
第五節  修省者的自傳：力行功過格的黃正元（142）
    一  “群譜”―善書著者的福報（142）
    二  黃正元的善書著述 （144）
    三   黃正元修省始末  （149）
    四《感應篇圖說》等善書在武官中間的流通（151）
第六節  民初慈善家王一亭與善書钜篇《福壽寳藏》（153）
    一  居士佛教與善書出版 （153）
    二  王一亭生平簡介 （156）
    三以慈善事業為己任的王一亭 （157）
    四 善書钜編《福壽寳藏》（160）
第七節  倡印善書以廣弘化的印光法師 （164）
    一  《安士全書》與印光提倡誦讀善書 （165）
    二  挽救世道人心的弘化社  （170）
    三  以因果勸人與重視家庭教育  （171）
    四  求善化以成善人與監獄宣講  （179）
    五  小結 （182）
第八節  對善人行善動力的解釋  （182）
    一  社會稱譽與朝廷獎勵  （183）
    二  家族的延續 （184）
    三  致力於地域社會福祉 （185）
    四  善人擔任堂董成了一個肩負公衆義務的社會政治圑體 （186）
    五  “功德成神” （187）
    六  善氣長存 （191）
第四章  善書、民間信仰與社會教化
第一節  善書所見的民間信仰 （194）
    一  內省、不欺暗室與《暗室燈》（195）
    二  立命、行善以“轉運”  （198）
    三  司命與竈神信仰 （199）
    四  戒殺放生與《物猶如此》（202）
第二節  善書的社會教化——以《玉歴鈔傳》為討論中心 （206）
    一  形塑近世地獄觀念的《玉歷鈔傳》 （207）
    二  “善人日多，地獄日空"：冥判類善書的警世作用  （210）
    三  地獄十殿信仰風行的途徑 （213）
    四  小結 （217）
第三節  中國人的財富觀——以功過格、《保富確言》及《保富法》作分析 （219）
    一  前言 （219）
    二  功過格的財富觀 （220）
    三  善書靈驗記的財富觀 （226）
    四  彙纂積德法則六十條的《保富確言》（229）
    五  《保富法》與聶雲臺家族的善業 （232）
    六  小結 （235）
第四節  文昌信仰、敬惜字紙習俗及其社會意義 （236）
    一  “字榖雙惜”——農業社會的"敬惜"觀念 （237）
    二  明清以來的文昌信仰及“文昌文化” （238）
    三  識字與惜字——文字的崇拜 （242）
    四  為勸惜字而編的善書：徐謙輯著《桂宮梯》 （246）
    五  文昌信仰、惜字與慈善活動的結合 （249）
    六  小結 （251）
第五章  華南地區的道堂和善堂
第一節  從廣州“九大善堂”談起 （254）
第二節  勸善書在香港的流通 （257）
    一  引言  （257）
    二  香港所見勸善書 （258）
    三  印送善書的道堂與圑體 （262）
    四  香港流通的善書版本 （268）
    五  趙棟垣及其《孝淫果報録》（274）
    六  小結 （276）
第三節  香港印送善書的鼻祖：從善堂 （276）
    一  從善堂成立的背景和經過 （276）
    二   從善堂刊印的善書 （278）
    三  從善堂所辦的功德善事（280）
    四  附錄：黃廣攀撰《南鎮從善正全堂剏立四十週年紀念概述》（281）
第四節  呂祖信仰的慈善圑體：梅州贊化宮（285）
    一  贊化宮沿革（286）
    二  從贊化社到贊化宮所辦的善事（288）
    三  贊化宮保存的文物及其近貌（289）
    四  與人同善一曾漢南與梅江橋（291）
    五  小結（292）
第五節  澳門地區的慈善與教化: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及雲泉仙館 （293）
    一  引言（293）
    二  鏡湖醫院慈善會（294）
    三  同善堂（296）
    四  雲泉仙館（298）
    五  後話（301）
第六章  結論
圖片暨書影
主要徵引書目
後記
 

  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有著捨己從人，助人為樂，提倡“慈幼”，“養老”、“賑窮”、“恤貧”、“育孤”、贈醫送藥和義葬死殍的傳統，“見天下之有饑寒疾苦者必哀之”，這是我中華民族富有同情愛心，"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體現，是充盈在中國歷史中歴久常新的優良傳統。
    游廣安博士近著《善與人同》就是一本為宏揚此一優良傳統，並對之作出科學論述的力作。
    任何一種社會風尚或思潮都不是孤立存在，或偶然發生的。出代樂行善事，推行善政，實與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密不可分。作為中華文化主流的儒家學說,一直高舉著仁學精神，主張民本德治，要求建立德化社會，德化人生。而長期盛行於中國、對廣大人民群眾有重大影響的另兩大宗教:道家主張以天道論人，提倡清靜無為,崇尚自然；佛家主張慈悲為懷，慈航普渡，在這方面，三教的精神又匯合為樂善行善的共同理念,從而奠立了中國人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礎。善與人同，遂被普遍認同。遊子安博士的著作很可貴的一點，就是能夠從社會史研究角度，從中國社會傳統和思想源流上，指出“善是中國人之‘魂'，是社會人生的依靠和憑藉”。書中認為，善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植根深厚,久已被奉為圭臬的民族瑰寳。
    游博士著作的副題是“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他所以以“明清以來”作為論述的時限，我認為也並非偶然。明清以來， 之所以善人迭出、善書普及、善堂林立，“這幾百年無數的善人善業，足以編織成慈善歷史的钜篇”，實與此一特定時期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有關。如所周知，從明朝中期開始，中國社會內外矛盾激化，接連幾個各黃帝或昏樻無能，或任性放蕩，或貪婪懶惰，或迷信方士，而絶大多數官吏則是“富貴是圖”、“巧恣漁奪”，“貪酷在在”真可謂“豺狼遍野，狐鼠盈庭”。當此民生憔悴，愁苦困窮的時刻，朝野有識之士都焦灼如焚，企圖挽回世運針對當時壟斷輿論主流的理學家們空談心性、遊談無根的虛文，以人本為理論基礎,能夠獨立探索人間善惡分界的哲學家李贄便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進又提出“好惡從民之欲”，“民情之所欲”即為“至善”的名言，認為人的自然本性，與生俱來的生活和生存要求，才是最基本的善性，“鰥寡孤獨，聖人所矜”，“世間一種善人，自然吻合至善之初”。李贄的意見是，與其高談闊論，不如為鰥寡孤獨這類弱勢群體，解決一些事關性命生存的問題，能夠這樣做，這就是臻於至善了。這樣洞察世情實事求是的態，逐漸被社會廣泛認同，也為大力推廣善事提供了理論依據。
    明清以來的善事，雖然也有一些在職的達官貴人參加，但主要卻是由民間紳商士庶主持和推行的，這與當時政府對此根本不重視和資源分配不公有關。著名清官海瑞在明中葉嘉靖三十七至四十年（1558—1561）任浙江淳安縣知縣，履任後目睹“小民衣食不足，種種差役，困苦百端”，而因旱澇饑荒流移的人口又極多，“天下之人喁喁然延頸一人（指對知縣一官）以蘇憊困不可得”，海瑞本人雖然極願救荒濟饑，存恤孤老，但細查規章， 上級撥充的善款，毎年只有白銀九兩。以寥寥九兩之數，焉能解決對千萬人扶危救死、急救孤寒的問題？他雖然“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但也無可奈何。正是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真正修善，勸善和行善的重大責任,便只能由民間士庶和民間慈善機構承擔起來。子安博士正確指出，“善書的作者是鄕紳和士人階層，多半是與民眾接近並對民眾有所瞭解的下層士人”，分別稱為“仁善堂”、“同善堂”、“樂善堂”、“普善堂”、“從善堂”等慈善組織，在肇建之初也都是由民間機構主辦的。至於主持善會善堂，捐資助脤、設立義學和修橋築路、著書立說被稱為善人的人物，大多數也不過是致仕後的中低級官僚、地方紳商和在野的知識分子。由於符合了“四方好善之心”，明清以來善書的出版和大量重版，遍及南北，善會善堂普設於城鄕。針對當時社會人慾橫流、爾虞我詐、追求淫靡享樂的汙濁風氣，推廣善事的言論和事功卻反而大盛，恍似一股對抗邪惡的暖流，體現著博懷濟世的愛心。子安博士在其著作中，對主要善書著作的撰著和出版流通源流、行善有成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身世業績、歴史悠久並在各地區有重大影響的善會善堂等，都作了比較具體和公正的評述。追崇前輩的仁心善政，發潛德之幽光，是當代無可推卸的學術責任。
    最後，必須提出，在《善與人同》一書中，子安博士用一定的篇幅，介紹廣華南地區的道堂和善堂，對百年以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慈善事業做了認真的回顧和評價，實際上也是為華南地區社會史研究補充了不可缺少的一個側面，應該說是彌足珍貴的。
    通讀《善與人同》一書，本人深受啟迪，也為子安博士鍥而不捨的鑚研精神感染。我認識子安，不覺巳有二十年了。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為人淳厚善良，樸實無華；治學嚴謹踏實，不追求時尚，不追逐虛名，一步一腳印地在沉著研究。像他這樣的中青年學者，是比較難得的，他撰著《善與人同》一書，可謂人同其文，書如其人。我深為他取得此一豐碩成果高興，並樂為之撰寫序言。
                韋慶遠
          2004年季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