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諸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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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言
兩年前，我們曾打算和幾位朋友一起編一本名叫《說神道鬼》的小書，目的是通過對一些在民間眾所熟知的神、鬼的產生、形成過程的剖析，揭露一些民間信仰的迷信本質。當時準備寫一、二十位神。後來因為某些原因，這個計畫未能實現。但在搜集和討論材料的過程中，這個專題引起了我們濃厚的興趣。首先是這個專題如果深入研究起來，內容非常豐富，原來所設想的一本通俗性小書，收錄一、二十位元神的規模，顯然與這個題目太不相稱了。其次是這個專題非常重要，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側面，然而以往對它的研究是太不夠了。由於它屬於“俗文化”的範疇，儒家又向有“不語怪力亂神”的觀念，所以古代文獻中缺乏完整的記載。六朝以來，尤其是唐宋以後，出現了一些專記鬼神妖怪故事的筆記作品，但古代文人視之為“小說家言”，多以“述異”為目的，很少有意識地對當時民間的神鬼信仰作一番系統整理。有些是出於宣傳封建迷信的目的，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歷代神仙通鑒》以及佛、道經典，其記載對於研究是有價值的，但科學性是根本談不上的。明清以來，進行這種整理工作的人漸漸多了起來，但多是偶有所聞所得，隨手錄之，或偶對某幾個神感興趣，下一番考證工夫，但並沒有對民間主要的神鬼信仰作全面整理的打算。清代考據風盛，成就也大，許多讀書劄記涉及這一專題。其中貢獻較大的，如翟灝的《通俗編》、趙翼的《陔余叢考》、俞樾的《茶香室叢鈔》等，然而這些著作都不是專以考鬼神為事，所以內容雖較它書為豐，涉及的範圍仍很有限。但他們對所論及的神鬼，確實下過不少工夫，作了系統整理，對這些神鬼信仰的源流的分析，也常有精到見解，對我們今天的研究工作頗有啟發。至於他們由於不可能掌握唯物史觀的方法，所以難以對古代宗教意識的起源和發展及其與社會歷史條件的關係作出科學的闡述，甚至常有一些非科學的議論，則是不能苛求的。說到討論考證民間信仰諸神之源流的專書，清代也有幾種。較早的是李調元附於《新搜神記》中的《神考》。但該書篇幅不大，內容大半承襲翟灝《通俗編》。光緒年間，常熟人姚福均作《鑄鼎余聞》，搜集材料頗富，錄神名八百餘則，但材料排列次序甚亂，不成系統，考證亦多未確處。清末至民國年間，就此專題出過兩種專著，作者都是教會中人，迄至當時，可算集大成之作了。一名《集說詮真》(光緒三十二年重校版)，作者黃斐默，是上海聖方濟教堂的司鐸。該書所收神名雖不及《鑄鼎余聞》多，但排列頗有次序，材料編排也較系統，較注意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對諸神的源流也有考訂，在這一專題的專著中，可算是比較好的一種。一名《破除迷信全書》，編者為李幹忱，一九二九年由美以美會全國書報部出版，該書並不像《集說詮真》那樣羅列材料，而是採取通俗的寫法，介紹諸神信仰的源流和發展，其中有一些看法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兩種書的共同缺點，除了所收神名較少，遺漏了不少在民間有影響的神，徵引材料仍不夠充分外，根本的缺陷，是它們都以破除中國民間多神信仰的迷信，宣揚基督教一神教的迷信為目的，所以考證往往顯得偏執、奇特，除了個別具體論點以外，基本上是反科學的。近三十年來，由於學者們掌握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不再把生產力和一切經濟關係僅僅看做是文化史的從屬因素，從而對宗教學、民俗學等的研究出現了不少科學性強的成果。在對中國民間信仰的研究方面，袁珂先生對古代神話、朱天順先生對西漢以前的古代宗教所作的研究，都是很有啟發性的。還有許多研究思想史、宗教史的學者，雖不專門注重民間信仰，但在他們的論著中，對此問題也時有涉及，其中不乏精闢獨到的見解。此外還有一些單篇論文，對某幾個特定的神的源流及演變過程進行科學的剖析，很有價值。但是，我國近代民間信仰的眾多神鬼仙佛，主要是從西漢以後尤其是唐宋以來發展起來的，這些信仰在現代中國仍有一定影響，或留有不少遺跡。現存的各種廟宇中所供奉的，主要是這些神靈。對這些神靈的信仰，不僅是一種宗教現象，也構成了近現代中國民間文化、風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在國內，而且在海外華人社會中，也具有廣泛的影響。不僅在中國人中，而且在日本、朝鮮、東南亞、南洋諸國人民中也具有一定的影響。而對這些民間信仰加以分門別類的系統整理，追根溯源，探討這些信仰從原型到現狀的歷史演變過程，並將之與各個時代的社會歷史條件相聯繫，作出科學的闡述，則是一項重要而又工程浩大的研究任務，至今尚未見到這樣的成果。以我們目前的功底、學力和識見之淺陋，當然是不可能勝任這樣重大的任務的。但既然這個課題如此重要，空白點如此多，而我們對這方面的興趣又如此濃厚“不妨試一試”的念頭也就油然而生。雖然我們才疏學淺，見聞甚少，由於工作條件和時間、精力的限制，又很難博覽群書，充分佔有材料，由於理論水準的限制，也難以對諸神的源流演變真正作出準確的、科學的描述，但我們比起前人來，也有有利因素。我們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利用他們的研究成果；我們目前能看到一些前輩學者不易看到的書；我們初步掌握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又可以利用當代學者研究古代宗教的理論成果。所以我們還是決定試一試了。
很顯然，這樣一來，就不能把著眼點僅僅局限在破除迷信上了。對於影響民眾思想達幾百年甚至數千年的信仰方式，簡單地說它是無稽之談或歸之於迷信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該根據這種信仰方式所藉以產生並持續發生影響的社會歷史條件，去說明它的起源和發展；另一方面，歷史上的一種文化因素一旦形成以後，既會不斷適應周圍社會環境的變化，又會對周圍環境在較長時期中發生反作用，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傳統，例如在近現代的民間信仰中，就可以發現不少原始宗教觀念的影響和痕跡。對以上兩種情況作出具體的科學的解釋和闡述，是宗教學的重要任務，而我們對民間諸神信仰的源流發展狀況加以搜集和系統整理，也將會為宗教學的這種解釋和闡述提供豐富的例證和根據。不僅如此，民間從古至今的宗教意識的發展變化，諸神名稱、形象、意義的發展變化，也生動地反映了普通人們宇宙觀的變化過程，對於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也可提供一些重要的素材。
對民間信仰的整理和研究，也是文化史、民俗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從古代到近、現代，在漫長的歲月中，曾有種種宗教在中國活動著。從各民族的原始宗教，到封建時代的國家宗教，以及民間流行的道教、佛教、伊斯蘭教等等(也有人把儒學稱為儒教)，它們對中國民眾的思想文化風俗都曾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但是說實在的，中國的民間思想風俗，從未被某一種宗教統治過。中國的民間文化是相容並蓄的，既保持傳統的東西，也不拒絕外來的東西，只是無論傳統的還是外來的，都需因時、因地而加以適當的改造，使之適合各地民眾的口味。到了近代，常有熔佛、道及傳統鬼神於一爐的眾神體系出現。老百姓中，真正虔誠的某教教徒數量不多，而一遇急難就臨時抱佛腳，病急亂投醫，見廟就燒香，見神就磕頭的大有人在。可以說，中國的民間信仰，是頗具民族特色和歷史傳統的，它已成為中國文化、思想、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影響持續到現在，達於海外。從事中國文化史、民俗學的研究，是不能不觸及它的。推而廣之，對民間信仰的研究如能比較深入地進行，對於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民間文學的研究都會提供一定的説明。由於歷史的原因，在我國的名山大川、古跡勝地，往任寺廟林立，供奉各種神靈，它們也都成為中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我們在破除迷信的同時，也有必要把這些遺產正確地介紹給年輕人和海外遊人。所以對民間信仰的研究也能對旅遊工作者提供幫助。
所謂民間信仰，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它包括民間所流行的各種神鬼、圖騰、靈物、前兆、占卜、禁忌、祭祀儀式等信仰形式。而我們在本書將要涉及的，是神。所以將本書取名為《中國民間諸神》。關於本書所探討的範圍，還有幾點需要說明：一、本書的著眼點，主要是近代以來在民間仍有較大影響的神，所以除了像醫王(伏羲、神農、黃帝)、倉頡等仍被後世奉祀為神的以外，古代神話中的人物，一般不收。但我們在追溯某些自然神之來源，如海神、河神等時，或許會涉及某些古代神話人物，那只是為了弄清諸神的演變過程。二、我們之所以在“諸神”前面冠以“民間”的概念，是為了表示某些區別。首先是區別於“國家宗教”。這裡所說的，並非指像西方那樣統治某國意識形態的所謂“國教”。一般來說，古代國家的毀滅總要引起古代宗教的毀滅，某種宗教形式產生於某種特定的社會、政治基礎，基礎一旦
破壞，與之相適應的宗教自然要崩潰。但是一種文化因素一旦形成，又往往具有持續的影響力。在中國社會中，這種持續性、傳統性就表現得相當突出。正因為沒有一種宗教能真正統治中國的意識形態，成為帝王權力的威脅，所以中國古代的歷代君主在宗教問題上總是寬容大量、兼收並蓄的，即使他們自己不信，也持“神道設教”的態度，只要有人信仰，便允許該信仰存在(近代統治者對天主教的態度是例外，因為那時的歷史條件起了根本變化)。所以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由國家把戰國時期各地主要的神靈都供奉起來(那些神靈信仰又有許多是自原始宗教繼承下來的)。西漢統治者仍持這樣態度，並進行過幾次整理，使之與封建專制集權制度更相適應。當時這些信仰在民間是普遍流行的，所以統治者的這種做法有其實際的政治意義。但以後有些神靈繼續流行於民間，而其形象、意義已有所變化，有許多神靈則已在民間消失，歷代王朝卻代代相承，使這些信仰僅僅存在於國家祀典(祭祀儀式)中，我們把這種信仰稱為“國家宗教”，不予收錄。“民間諸神”還有別於佛、道等宗教諸神。應該看到，佛教和道教(尤其是道教)為了傳播的便利，也吸收了一部分民間神靈信仰的內容，佛、道教的諸神中，有一部分在民間也很有影響。但兩教的神靈體系，與民間的諸神體系，並不是重合的。佛教中佛菩薩等神名極其複雜，中國民間所熟知的僅為其中若干種，而且還對這些外來神不斷予以民族化、地方化的改造，如觀音、彌勒佛、地藏王、閹羅王、天王、伽藍等。道教的神靈，名目更加繁複，還有許多“仙人”，如彭祖、王子喬、安期生、容成公之類，雖然也很著名，文人騷客常用為素材，但在民眾中影響並不很大。而民間信仰的神靈除了有一部分來源於佛、道兩教之外，還有其他來源(這一點以下還要談到)。所以“民間諸神有別於佛、道諸神。三、中國民間所信奉的神靈，數量、名目也是極多的，難以在本書篇幅中囊括。我們收錄的標準，是自唐宋以迄近代，不僅見諸文獻記載，而且在中國民間具有較廣泛的影響，成為較大範圍之地區(如一省或數省)乃至全國的普通民眾之崇拜物件的神，這些神不僅見諸文獻、流傳鄉里，而且大多被立廟奉祀，而且其廟不限於一縣一鄉。即或地方性很強，其廟限於一地，但影響也當遠遠超出該地之範圍。也有個別神靈，其名
望影響沒有那樣大，但與我們所收錄的某神有密切關係，我們將其附載於該
神之下。 ，
經過這樣的選擇，我們在本書中共收錄二百餘則神名(其中有個別重複)。我們不敢說民間信仰的主要神祗已全部錄入，毫無遺漏，但大概可以說，主要神祗大部分已錄入本書了。我們對諸神的敘述次序，是按其起源的性質分門別類，列為十編。但由於諸神演變過程中的複雜性，也難免會有各個類別相互交叉的情形。按照古代宗教意識的發展規律，自然崇拜應是最早發生的。但我們考慮到近代對諸神的奉祀習慣，還是把民間信仰的最高神列為甲編。從乙編到己編，收錄的是從自然崇拜發展而來的諸神，包括天體氣象、土地(包括五祀)、山川河海、靈物、動物等神。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古代人類中自然崇拜是最早發展起來的，自然崇拜在初期是將自然現象和自然力神化，不久又出現將自然神人格化和社會化的複雜現象。將自然神人格化，開始是賦予自然神以人的形象、服飾、性格、意志、歷史、姓
名，以後又按人間的習俗為其找配偶，授職分工，而且隨著時代的不同，它們的面貌也不斷發生變化。漸漸地，隨著鬼魂崇拜的發達和自然神人化的強化，又出現了以人鬼代替自然神，行使其職能的現象，泰山神、黃河神、海神、江神等，，都經歷過這樣的演變。唐宋以後，山川神的地盤有相當一部分被人鬼所侵佔。這種現象在土地神(後土、城隍、土地)中尤其明顯，可說是幾乎全部為人鬼侵佔。但由於這些人鬼神行使的是自然神的職能，它們代表了然神演變過程的一個環節，所以不歸在人鬼之類。比較起來，動物神中(除了西王母被道教利用而徹底仙化)，或多或少還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遺跡，使人們依略能據此想像出它們的起源和演變歷程。，庚編收錄由鬼魂(中國傳統上習稱為人鬼)崇拜發展而來的諸神。鬼魂崇拜雖發生得稍遲一些，但與自然崇拜同為原始宗教的兩大支柱。由於中國長期存在宗法制度影響，祖先崇拜遠較其他民族發達。與此相應，鬼魂崇拜也就尤其發達。所以民間所信仰的諸神中，人鬼實占了主要的比重。它們當中有些被佛、道教吸收，但究其起源，並非由於兩教的推崇在先，而是民間的崇祀在先，所以不歸在仙、佛之類。辛編收錄的神數量雖少一些，卻也代表了民間諸神的一種來源。它們中有些源自道教，有些源自佛教，有些源自人鬼信仰，但一旦成為神後，其職能主要是社會性的，反映了人類社會進入私有制以後以及社會分
工深化以後，人們對異己的社會力量的恐懼和迷信，壬、癸兩編收錄的是道教、佛教諸神中，在民間影響較大的神祗。關於各類神祗的起源、發展狀況、社會背景及其特點，詳見各編小敘，在此不重複了。我們在此還想指出一點：民間諸神的來源，如果細分起來，還不止這幾類。例如有些神祗是由帝王想像出來，而後流向民間的；有些神祗出於某種誤會，但因符合民間的迷信心理，於是也流傳開來；尤其要說明的，是古代的神話故事以及經過文人加工的神怪小說，對於民間信仰能起相當大的作用。早的，如唐人小說中的柳毅；晚一點的，如《封神演義》、《西遊記》中的各種神祗，對於民間諸神體系的形成，都發生過重大影響。如《茶香室四鈔》卷二十引用中《翼駉稗編》雲：“聞太師、申公豹，系《封神傳》荒誕之言，乃恰克圖四部祀之甚虔。……此與西藏唐僧、孫行者等師徒四眾廟，閩省齊天大聖廟皆以寓
言而為後世信奉，並著靈異。可知人心所向，神即因之，不必實有其人也。”然而我們所採取的分類方法，是根據古代宗教意識的特點，所以仍可歸入各類，不必另行劃分。
本書的編寫體例，是按類別分成十編，各編都有小敘，介紹各類神祗的起源和發展狀況及其特點。對諸神則先列素材及前人的考證、研究成果，後面附以案語，闡述我們對該神源流的看法。凡是材料比較豐富，脈絡比較分明的，我們盡可能在案語中提出自己的判斷；情況比較複雜，諸說歧異的，我們或主一說，或存諸說以示疑；情況不分明，難以下結論的，一概存疑，不敢擅斷。至於徵引材料的編排，主要依據材料所反映的史實之年代早晚，及料出處之年代先後。不少材料我們是轉引的，編排次序時，以其原始出處的年代為依據。但了說明問題，我們有時又將闡述同一問題的材料集中在一起，這樣就難免要打亂先後次序。這種情況並不很多，相信讀者在閱讀時能辨別出來，不致於造成混亂。在徵引材料時，我們根據需要作了適當刪節，但一般不加省略號。請讀者注意。
我們在編寫本書時，曾參考了不少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凡直接徵引的，均注明出處，未直接徵引的，我們也列入《徵引及參考書目》中，以表不對前輩的感謝。在編寫過程中，我們還得到張政烺、王利器先生的鼓勵和幫助，並蒙張政烺先生為本書題簽。李調元的《新搜神記》，傳本甚少，不易得見，袁行雲先生慨然惠示珍藏鈔本，豐富了本書的內容。我們謹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限於水準、功力和時間，又由於所涉及的領域是一大片生荒地，本書是比較粗糙的，不成熟的。粗疏謬誤之處，在所難免。我們只希望能起到抛磚引玉的效果，引起更多的同志研究這一專題的興趣。同時我們也決不自甘淺陋，回避責任。我們懇請所有讀者不吝賜教，提出各種批評、建議，或提供深入研究的線索，以冀今後三、五年內，把這本書修訂得更像樣子。
一九八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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