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與信仰八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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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三足烏文叢》總序
劉錫誠
不同世界觀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中,都曾有人表達過這樣一種非常接近的思想:世界上任何一個現代民族中,都存在著兩種文化。如果採用一種簡化的公式來表達,我想,可以概括為:一種是上層文化,一種是下層文化。這兩種文化是同源而異流的,即源於本土的原始文化,在人類社會出現了分工,出現了被稱為“勞心者”的思想家後,便逐漸創建了上層文化,而處於社會底層的廣大社會成員——民眾,則以傳承的方式承襲著和發展著本土的原始文化;這兩種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傳統,對我們現代人來說,兩者都是傳統文化,但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相滲透。
具體說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大體也是如此,一種是上層文化,一種是下層文化。雖然經歷過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兩次大的文化轉型,儒、道、法各派在互相排拒和互相吸收中大大地推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但到了清末,大抵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上層文化,已僵化到了嚴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束縛自由思想和扼殺創新意識的地步。1840年以後,在西方文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影響下,一批代表維新思潮的思想家,已經開始反思中國文化的局限性,湧起了一個“西學東漸”的浪潮,政治上的改良主義於是也大行其道。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批革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背叛了養育過他們的上層文化,從舊營壘裏衝殺出來,他們的旗幟上寫的是:反對舊禮教,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學,提倡白話文。同時,他們當中有的人執著于借鑒西方文化,有的人則熱衷於提倡民間文化。民間文化就是下層文化。民間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在我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昭示的,實際上是以民主和科學來整合中國的上層文化與下層(民間)文化,推動中國文化的科學化和現代化。
魯迅說:民間文化的特點是“剛健清新”。“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門外文談》七)“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僵石,他們就又去取一樣,又來慢慢的絞死它。譬如楚辭罷,離騷雖有方言,倒不難懂,到了楊雄,就特地‘古奧’,令人莫名其妙,這就離斷氣不遠矣。詞曲之始,也都文從字順,並不艱難,到後來,可就難讀了。”(《致姚克信》1934年2月20日)文學如此,文化莫不如此。當一種文化到了快要僵死的時候,攝取民間文化或外國文化而獲得一個新的轉變,也是符合文化發展的規律的。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五四”先鋒們開啟的中國文化整合方向,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承繼。雖經幾代人的呼籲和努力,下層文化也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拯救和認同,但應當坦率地承認,進展並不都是很順利的,道路也不是筆直的;即使有一些人在做,也往往是孤立無援,得不到社會重視甚至承認。近鄰印度人的《摩珂婆羅多》的出版儀式,曾列為當年國會的大事;芬蘭人的《卡列瓦拉》的編纂成書,曾被尊為民族獨立的象徵。在我們,《格薩爾王傳》何曾得到過這樣的榮耀?恐怕連許多文化史家文學史家、也是沒有接觸過的。近五十年來考古學的發現,改寫了中國的上古文化史,使中國文化起源的“多元論” 成為不爭的結論。但考察中國文化研究界,似乎並沒有從考古學的發現中得到多少啟發,仍在固守著先祖們的家業。遠的說,漢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是融合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結果;近的說, 中國由於多民族的構成,其文化(有的民族也有上層與下層之分),也是多元一體的文化。而下層文化的發展,雖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層文化的影響,民族之間也曾不止一次地發生過或強或弱的文化(包括外來文化)交融,不論發生怎樣的影響和變化,從總體來說,下層(民間)文化雖然有某些惰性,但它從來是生生不息、富有活力的,而且至今仍然有其較為獨立的品格和體系。多少民俗學家和文化人類學的調查,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拋開或忽略下層文化,特別是多民族的下層文化及其交流與融合,忽略中國傳統文化的整合,去談論和研究中國文化史,越來越顯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
對下層(民間)文化搜集和研究的薄弱或缺席,所導致的,不僅是現階段文化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與“五四”時代比較起來,在指導思想上甚至還呈現了某種倒退的趨勢。這無疑是應引起重視的。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中華文化是惟一沒有斷流的文化。而一個悠遠穩定而不斷創新的文化傳統,則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凝聚力和不斷前進的內驅力。“五四”運動舉起的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在21世紀,仍然是我們傳統文化整合與研究的圭臬。
我們編輯這套叢書的目的,正在於促進對搜集和研究下層(民間)文化上,給予更多的注意。流布于民間的下層文化,對於我們當世的知識界來說,所知者甚少,而未知者則甚眾。而要以民主與科學為指針整合中華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文獻資料和書齋研究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首當其衝的還是要深入到民間去,深入到下層民眾中去,去採集,去觀察,去調查,去研究。這就急需吸取新興的人文學科如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的田野調查和參與觀察的方法。1994年筆者為學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民俗文叢》20種所寫的序言中所提出的“實證”的方法,仍然沒有失去其價值。我們歡迎更多的朋友,義無反顧地加入到這項事業中來。為此,才有了這套《三足烏文叢》的編輯與出世。
參加文叢的作者,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切入的角度和掌握的資料也不盡一樣,每本著作的風格肯定是各不相類的,但我們所希望的是:
一、盡可能遵循實證的原則,從豐富的材料(特別是田野資料)中推衍出應有的結論, 切忌流於當前風靡著作界的空論玄學;
二、行文要明白暢順、深入淺出,儘量避免詰屈聱牙、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故做艱深的文風,以便能沒有障礙地與讀者交流。
三、配有一定數量的照片或圖畫。對於某些學科來說,文字的敍述有時不能代替圖畫的展示,前人或實景的圖畫(最佳是老照片),能起到文字無法起到的實證效果。
下面的這段話就是《三足烏文叢》的“出版獻辭”:
“三足烏”是中國神話中的太陽鳥。化身于光明,象徵著生命。
王充《論衡•說日》曰:“日中有三足烏。”《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墜其羽翼。”留下的—烏系三足,傳為日精,或駕日車者,為中國先民所崇拜。
民間文化源遠流長,代代相承,如“日精”之生生不息,“日車”之滾滾向前。民間文化與上層文化,共同構成中華文化的博大與精深。
本“文叢”名為“三足烏文叢”,正是取意於此。願三足烏駕太陽之車,永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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