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一己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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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序
“早期中國”是西方漢學(Sinology)研究長期形成的一個學術 範疇，指漢代滅亡之前(西元220年)的中國研究，或是佛教傳入之 前的中國研究，此一時期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體系。以吉德煒(David Keightley)教授于1975年創辦Early China雜誌為標誌，“早期中國”這個學術範疇基本確定。哥倫比亞大學近年設置的一個常年漢學講座也以“早期中國”命名。
“早期中國”不僅是西方漢學研究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一種實用分類，而且是探求中國傳統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實質性概念。
從最初的聚落發展到廣大地域內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秦帝國建立，並且在漢代走上農業文明之路、確立起帝國社會的價值觀體系、完善科層選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標準，早期中國經歷了從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長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可以說，早期中國不僅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也孕育、塑造了此後長期延續的傳統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編戶齊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穩定維繫；商人的社會地位
始終低下；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漢化；帝國疆域的擴張主要不是軍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結果；各種宗教基本不影響政治，世俗的倫理道德教化遠勝超驗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導的價值觀體系以及由此造就並共同作用的強大的官僚制度成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力量，等等。追源這類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歷史選擇形態(動因與軌跡)，對於重新審視與厘清中華文明的發生發展歷程，乃至重新建構現代中國的價值觀體系，無疑具有至關重要
的作用。
早期中國研究不僅是西方漢學界的研究重心，長期以來，也是中國學術研究中取得巨大進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國研究在中西學術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獨特的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這就是：擴充研究資料，豐富研究工具，創新研究技術，多學科協同不斷探索新問題。
1916年，王國維以甲骨卜辭中所見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與《史記•殷本紀》所記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稱、世系一一對照，發現《殷本紀》所記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絕大部分出現在卜辭中。王國維把這種用“紙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證的研究方法稱為“二重證據法”：“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出土文獻資料在現代的早期中國研究中顯示出越發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l00年來約出土15萬片，其中考古發掘出土的刻辭甲骨有34 844片。青銅器銘文，l937年羅振玉編《三代吉金文存》，著錄金文總數4 831件，其中絕大部分為傳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錄資料到l988年止，共著錄了金文11 983件。此後到2000年，又有約1 350件銘文出土發表。最近二三十年，簡帛文獻資料如銀雀山簡、馬王堆帛書、定州簡、阜陽簡、郭店簡、上博簡等
都以含有大量古書而深受關注。
嚴格地說，王國維說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還是文字資料，這些發現當時還不是考古發掘的結果，研究也不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學提供的是另外一種證據。傅斯 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張結合文獻考證與文物考證，擴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l928年，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立刻開始發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請發掘殷墟的報告中說：“此次初步試探，指示吾人向何處工作，及地下所含無限知識，實不在文字也。”從1928年10月開始一直到l937年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共進行了15次發掘，發掘地點共11處，總面積46 000餘平方米，這l5次發掘收穫巨大：在小屯北地發掘了53座宮殿基址。在宮殿基址附近還發現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約l公里處的武官村、侯家莊北地發現了商代王陵區，發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東南約1公里處的高樓莊後崗，發掘出了仰韶、龍山和殷三種文化層的疊壓關係，確定了華北地區這三種古文化的相對年代。在後崗還發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區，如大司空村等地還發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學發掘舉世震驚。中國考古學也從開創之初就確立了鮮明的為歷史的特色和風格。為歷史的中國考古學根植於這塊土地上悠久傳承的豐富文化和歷史知識的積澱，強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終支撐著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近50年來，中國考古學取得了無比巨大的成就，無論是新石器時代城址還是商周墓葬的發掘，都是早期中國文明具體直觀的展示。
不同來源的資料相互檢核，不同屬性的資料相互印證，提供我們關於早期中國更加確切更加豐富的資訊，能夠不斷地解決舊問題提出新問題，又因為不斷提出的新問題而探尋更多的資料，而使我們對早期中國的認識不斷深入，且愈益全面。開放的多學科協同的綜合研究使早期中國研究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對其他歷史研究和學術研究來說，早期中國研究的這種研究風格和研究方法或許也有其可資借鑒的意義。
王國維、傅斯年等人是近現代西方科學思想和知識的接受者傳播者，他們的古史研究是現代化的科學研究，他們開創了中國歷史學和中國學術的新時代。現代中國學術的進步始終是與西方學術界新觀念、新技術、新方法的傳播緊密相聯的。西方早期中國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評研究等等，啟發並帶動著中國同行的研究。事實上，開放的現代學術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識背景學者的不斷交流、對話中進步的。我們舉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斷代工程斷代的一個重要基準點是確認周懿王元年為西元前899年，這是用現代天文學研究解釋《倚書紀年》“天再旦于鄭”天象資料的一項成果。這項成果的發明權歸屬韓國學者，在斷代工程之前西方學界已確認了這個結論。將“天再旦”解釋成H出前發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現象的假說是中國學者劉朝陽在1944年提出的，他和隨後的董作賓先生分別推算這是西元前926年3月21日或西元前966
年5月’l2日的日食。1975年韓國學者方善柱據此假說並參考Opp01zer的《日月食典》，首次論證“天再旦”記錄的是西元前899年4月21 H的日環食(《大陸雜誌》51卷第l期)。此後，l988年美籍學者彭瓞鈞、邱錦程、周鴻翔不僅也認定“天再旦”所記是西元前899年的日環食，並對此次日食在“鄭”(今陝西省華縣，入一109．oE，p--34．oN)引起“天再旦”現象必須滿足的天文條件，第一次做了詳盡理論分析和計算，並假設食甚發生在H出之時，計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轉變化的相應的△T為(5．8±0．15)h，將“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夏商周斷代工程再次確認了“天再旦”這一成果，並為此於l997年3月9 El在新疆北部布網實地觀測驗證。
本叢書不僅是介紹西方學者一些具體的早期中國研究的成果，引進一些新的概念、技術、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個開放性的、不斷探索前沿課題的學術交流的平臺。這就算是我們寄望於《早期中國研究》叢書的又一個意義。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通往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時刻，願《早期中國研究》叢書能夠堅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們歡迎所有建立在豐富材料縝密分析基礎上、富有獨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國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長久的事業，我們只要求自己盡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來襄助。
朱淵清
2006/ 2／2
寫於學無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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