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仙傳今譯神仙集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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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太史令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華夏遠古文明，曆夏、商、周三代至於春秋戰國時期，數千年的積累已經使她的內涵變得異常深刻豐富，而此時恰值奴隸分封制之下的中央集權衰敗不振之際。周王朝在政治上皇權旁落，令出諸侯，形成群雄爭霸、逐鹿中原的格局；在文化上，官學摧折，典籍散佚，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率先異軍凸起，其餘各家，相繼而興，自騁其說，形成千古稱頌的百家爭鳴局面。道家肇始於諸子之先而不彰自顯，影響所及周遍百家，延至今日。這恐怕首先要歸於老子身份具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周代制度，禮不下庶人，官學高居朝堂，普通仕子，難得看到各種寶貴文獻。老子世代充任柱下史，執掌千年學庫管鑰，卻使他能夠廣泛披閱歷代秘檔，全面總結前面的社會發展經驗，提出系統的理論。老子道家思想建立在廣博的文獻提煉基礎之上，總結了深刻的歷史法則，加之他的官方身份，使他在有生之年，已經聲名
遠播。天下學子，爭相宗之為師，或受業於其門，或輾轉相傳。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即使仲尼與老子，主張殊不相侔，也多次遠道負笈問禮。可見老子影響，非同尋常。老子歸隱後不久，由於兵亂，周室典藏，分散民間，不復綜窺全豹。各家學子遂在老子的基礎上，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各執一端，各任其說，亦各逞幹世之術於當時，遂演成九流之別。即使道家學派，也各自分趨，一化為多。故《莊子•天下篇》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把當時學者．分為八家，其中四家——宋釺、尹文之學，彭蒙、田駢之學，老聃、關尹之學，莊周之學——以闡發道論為樞機，仍屬道家。班固《漢書•藝文志》所列“九流”之中，除陰陽家之外，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縱橫家、雜家和農家，雖獨立門戶，自成一派，而探其源流，則或多或少都與道家有關。
自漢武以降，儒術定為一尊，其他各派，漸歸湮沒，唯道家並存。而其思想因素的主體，則為後漢興起之道教所承襲和整合，組成對抗儒家意識形態的聯合陣線。至此，中國思想史發展的螺旋運動，完成了一個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週期。所以《道藏》瓊劄，五千餘卷，所列眾書，多捃拾諸家絕學，看似以續餘響，實稱葉落歸根，或更貼切。其中更多有儒家所不敢言不能言者，更有後興之佛教所不能識不能辨者。歷代佚亡典籍，或附道經而存，自成題中應有之義。
道教學術，雜而多端，舊時學人詬病者多多。然而道教學術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之根柢，實為中華學術歷史發展的邏輯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她實際上是“多端而不雜”，不雜不多就不足以成其為根柢。
二
然而道家道教的生命力並不是老子、張陵等人在書齋中皓首窮經鑄就的，是歷史孕育和發展了她的博大內涵。《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一節中，有兩條內容給我們以很深的啟示。其一是“《伊尹》五十一篇”；伊尹出身奴隸，因賢能而後乃為商湯王相，助湯攻桀，是奠定湯王朝的關鍵人物。其二是“《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包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皆與用兵與治世有關。以上二書雖然不大呵能是原作，而極有可能出自戰國思想家之手。但是伊薑二人被歸為道家，卻給我們暗示了道家與它之前的歷史之間一絲不絕如縷的聯繫。商初的史實今人已知之不多。至於周代，史家皆以“太公之謀”、“周公之訓”為建立其政權的兩塊基石。蓋商末之世，紂為天子，殘暴無度。文王處周岐之間，地不過百里，修德行義，主用太公望呂尚之謀，以卑弱制強暴，而成“天下三分，其二歸周”之勢。文王歿後，武王滅商而王天下，首封國師姜尚父于營丘(今山東臨淄境內)，是為齊國。太公望治齊，推行‘‘尊賢尚功，，的治國路線，講究簡政從俗，注重功利，勸其女功，極其技巧，通其魚鹽，發展生產，重視人民的實際利益；“五月而報政周公”，講求效率。其後，齊國日益強大，終成霸主。武王之弟周公旦是周初另一位關鍵人物，他受封於魯國，在魯推行一條“親親尚恩”的治國方針，正好與姜尚之政形成鮮明的對照。周公旦之子伯禽代父治魯，注重繁文縟節，變革舊俗，推行三年之喪，忽視效率，重視宗法氏族關係的維護。其後，魯勢日削，北面事齊，至於覲(僅)存。
道家創始人老子雖然並非生長於齊國，他與姜尚是否有某種學術傳承線索，現在也無據可考，但是他的思想確實與周王朝的興衰、齊魯之政的正反經驗有關。至戰國時，齊國稷下學派，稱為道家，齊國儼然成為道家學術的中心；魯國則成為儒家學派的策源地。道儒二家自萌發之時起各自的社會政治角色就各不相同，相反相成，共同成為民族文化發展的母體。
儒家善於守成，道家長於應變。自從儒術被訂為不刊之說之後，道家學術的優勢地位驟然下降。二千多年來，雖然她在總體上處於潛伏不彰的狀態，但是每到舊的體制弊端積重難返，危機四伏，革新派和革命派起來救弊興利之時，他們利用的理論武器往往是因時變化的道家學術。
漢末，劉氏政權陷入無可挽回的危機，張角、張魯組織道團，令祭酒教人誦習《老子》五千文，組織黃巾起義軍，從根本上動搖了漢王朝。天下從此進入由合而分、諸侯割據的狀態。其後出場的“千古英雄豪傑”曹操和諸葛亮，二人雖然為人和品性相距甚遠，但有一點卻完全相同：他們都是具有典型太公風範和老子精神的人物。他們深通兵法，神機妙算，延攬人才，賞罰分明；曹操渴慕神仙，好養性法，孔明澹泊寧靜，精通道術；都有審時度世的黃老思想。
唐末無能子，在黃巢起義同時，從思想上與之呼應，隱姓埋名，著《無能子》一書，大膽地否定封建禮俗的先天性質，直接把“覆家亡國之禍”、“生民困貧夭折之苦”歸於儒家標榜的聖人之過(聖過)。
宋代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在政治上推行新法，在學術上實行新學，並親撰《老子注》，引申其辯證法思想，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
明太祖朱元璋在打江山時就在劉伯溫、鐵冠道人、周顛仙等謀士指導下研究應用道家思想，頗有心得。統一天下後，欲借鑒前代哲王之道，乃披閱《道德經》及諸家注論，因“所注者人各異見”，故自得立說，不用古注。在自序中，他盛讚《老子》“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要寶”。
到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運衰頹，憂患交化中，不少人目光不約而同地再一次看中了道家學術。愛國思想家魏源曾著《老子本義》，在《論老子》一文中，他斷言：“《老子》，救世書也。”把老子的時代意義，定位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著名啟蒙思想家嚴複在積極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同時，也非常注重我國固有學術的發掘。他曾點評《老子》著重指出“中國未曾有民主之制”，多次強調“《老子》者，民主之治所用也”，以為《老子》第八十章所描述的就是“古小國民主之治”。
嚴複的論述涉及到現代中國文化重建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否有與現代文明的主題——科學與民主相契合的成分?道教與我國古代科技的密切關係，已經為世人公認。儘管“中國未曾有民主之制”，但道家傳統中是否含有比其他各家更多的民主因素，可供我們吸取?這一點有必要重新考慮。道家道教理念中，對政治的最高憧憬是王者垂衣拱手優遊無事而天下太平的境界，這就是所謂的無為之治。無為之治的基本內容就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就是政策要根據人民的意志來決定。過去人們沒有將其認同為民主思想，是因為沒有發現與西方近代民權論和社會契約論大體一致的內容，更沒有找到民主制可操作的綱領。我想也沒有人會提出這樣的苛求，同樣，也不會有人否定，道家道教中某些成分，的確包含了對君主絕對權威的否定和對人民意志的肯定。這是我們在建設民族文化的過程中以可加以吸取的。
三
先秦各家哲學思想總是伴隨著某種”術”，甚至各家都是根據蘭這些“術”來表達自己的哲學的，比如儒家被稱為“儒術”，法家被稱為“刑名法術”。不過各家的“術”主要是治平之術，而道家會人欲橫流、私心膨脹的醜惡現像是有警誡作用的。⑤仙真記傳類。道教神仙真人的各種傳記，與世界上任何宗教的傳奇故事一樣，今人或許不能完全據以為史實，但它們以形象的方式集中反映了道教信徒對超凡入聖的天界生活的嚮往，有的神仙真人在歷史上還實有其人，他們生平事蹟多有可考者，則具有史料價值。至於有文筆精練、恣意奇譎、妙趣橫生之處，則具有文學審美價值。⑥術數類。術數學是用符號、形象和數字推測事物變化的學術體系，其中的內涵非常深奧而豐富，是形成中國傳統思維模式的重要因素，有必要介紹幾種思想深遂、內容健康的著作。
本系列的各類書籍，並未囊括道經全貌，況且每類書籍中，我們只選擇了一種或幾種為例，希望讀者或藉此洞見道教學術的主要特色，或從中學習些為人處事的道理，或以為修身養性的借鑒，甚至閒暇時候的消遣手段，都未嘗不可。
本系列叢書從選題策劃到編輯付印，前後經歷了兩年多的時間。編著者中，大多是從事宗教、哲學、中醫、體育研究的中青年學者。本系列中，有的書籍前人研究較多，我們從中借鑒了不少優秀成果，但對有眾說紛紜之處，編著過程中難免有不能兼收並蓄而有去彼取此之點，也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處。有的經書前人研究成果很少，做起注釋和翻譯工作來，完全是一種“孤膽英雄”式的冒險。因此，在本系列叢書面世之際，我們首先要對所有在相關領域裡做出過直接或間接貢獻的先行者們表示感謝。同時，我們也真誠地希望各界專家學者、各位讀者，對我們的工作的各個方面提出寶貴意見，以推動這項事業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曾傳輝
1996年6月
撰於中國宗教研究中心
(100023北京2304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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